去年上半年，我曾三赴杭州，接触了一些朋友。如今，这些朋友中的祝正明、吴义龙、朱虞夫、毛庆祥、李国涛、姚振祥，以及我虽未见过面但到过他家的王有才，均已身陷囹圄。虽然在组党等问题上，我同有些朋友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和思念。
1998 年12月29日起警方突然加紧对我的控制，不知是否与事后看到的胡锦涛视察临沂有关。此时临沂制药厂全面停产，我萌发了去杭州打工的念头。去年1月14 日，我觉得警方的控制有所放松，就在下午坐上汽车，次日凌晨5点半到了吴义龙住处。但奇怪的是，无论敲门、打电话还是打传呼均无回应。怎么回事？吴义龙出事了？
除吴义龙外我还有祝正明的电话，但无详细地址且从未联系过。我给祝正明打电话要到详细地址后去了他家，但按门铃、敲门均无人开门。我下楼打电话他说没听到。我又上去，依然如故。我又到传达室打电话，无人接。这时过来一个穿拖鞋戴眼镜的矮个子，值班员说这就是祝正明。上楼后试了下门铃才知已坏，而卧室离门挺远，且隔了两道门，所以没听到。
听我是从山东来的，正明很高兴。他于1962年10月生于山东济宁，除小时侯回老家浙江江山住过两年外，到16岁考上浙江大学前在山东生活了14年。考上大学的同时，当教师的父母调回老家。大学毕业后先在江苏工作几年，后调到杭州蓝孔雀化纤公司。不久前离婚，现独居家中。正巧这几天生病，天天打吊瓶。
吃完饭我在床上迷糊了会儿，陪他去公司职工医院打吊瓶，然后他给吴义龙和朱虞夫打电话，都不在，就给朱虞夫打传呼。朱虞夫回电话说，他和吴义龙都在毛庆祥家。于是正明带我去毛庆祥家，见到毛庆祥、吴义龙、朱虞夫、王荣清。
正明比我大整整10岁。而在学识方面，他更是我当之无愧的兄长。“六四”后他开始跑图书馆查阅资料编成《政治民主》一书，从“政治”与“民主”中各取一字作为笔名“政民”。另外还有一个巧合，即“政民”的汉语拼音（zhengmin）比“正明”（zhengming）仅少一个字母。我曾仔细阅读过此书，看到地方自治中的市经理制等内容时，对当时正好在场的毛庆祥、王荣清说，没有5年以上的深入研究写不出此书，他俩说这是正明花了近10年的时间写成的。可惜的是，这本较系统全面、通俗易懂、能够启蒙民众的政治学著作不能在大陆正式出版。但我想，这本书应有正式出版的那一天。
正明家在杭州城北，离汽车北站仅一公里。3月28日我第三次抵杭后先去了他家。我们一起灌了最后一罐福利煤气，因为下周他就将被化纤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不再享受职工的各种福利待遇。他原为车间主任，参加组党后被解除职务，现在又要失业了。使异议人士失去工作吃不上饭，是中共当局惯用的卑劣手段。为了生计，正明不得不开始打工，好像是推销一种建筑涂料，几乎每天都要出差去外地，很是辛苦。就是这样，由于我一时没找到工作，他还经常照顾我的生活。
正明为人谦和，与当地朋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外地来杭的朋友也是热心帮助。天津朋友吕洪来与夫人在杭州卖梨，因滞销而被迫转移一个市场后，正明约我一起帮他们夫妇干了两天半才于春节前两天卖完。江苏朋友张玉祥来杭打工的第三天就接到夫人急电，孩子重病急需钱用，正明带他跑了一天，通过另一位朋友借到两千元钱让张玉祥寄回家。
正明还比较谨慎。去年上半年中共当局准备大规模镇压民运的迹象时有表露，杭州民主党朋友总体上仍对组党持乐观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觉。正明似乎有所察觉，采取了较低的姿态，故被吴义龙等人批判为“胆小”。
4月底我准备离杭时，正明曾极力挽留我。5月3日晚我在临沂获释后，卢四清说正明已在东北被捕。次日早上我又被捕，6月10日获释后我给正明打电话未打通。后来听朱虞夫夫人姜杭丽女士说，6月底正明获释后给她打过一个电话即再无音信，他的母亲还曾到杭州找过他。今年初我听说正明已于去年底被捕。4月29日我给王东海打电话打听正明的消息，老王也不清楚。就在当天晚上，外电报道他被重判10年。
正明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可是如今却被中共当局非法剥夺自由。他离婚后只能靠父母，而年迈的父母不知要添几多白发。在这里，我只能默默为他祝福了。
王有才二次收监后，我失去同杭州朋友的联系。不久任畹町先生把我和吴义龙作了互相介绍，此后我就同吴义龙保持联系。有一次他说准备成立一个营救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的全国工作小组，希望我能代表山东参加。考虑到代表资格的严肃性，我推荐了青岛的燕鹏。当时我未意识到，这个小组是由民主党成员组成的，而燕鹏未参与组党。
去年1月15日下午，祝正明带我到毛庆祥家，我一看就知最年轻的那个是吴义龙。但义龙没猜到是我，看了我的名片后高兴极了。
义龙生于1967年5月，家在安徽枞阳农村，1987至1991年就读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后在池州师专任教4年，1995年到杭州学习，次年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硕士。义龙右腿患小儿麻痹症，走路不方便。后来听说他曾拖着病腿在全国奔波，令人感动。
我问他早上是怎么回事，他说凌晨两点多躺下后睡得太死，而电话线拔下来了，传呼机放在外间，故均未听到。谈了会儿，他继续在毛庆祥儿子学习用的电脑上修改毕业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我依稀记得是《论内容与形式的无效性》，讲的是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本是一回事、不可分的。
谁也没想到，这篇倍受导师称许的论文，竟连参加答辩的机会也没有。19日下午，我与一个在浙大读博士的大学同学在西湖湖滨公园游玩时，给义龙的夫人单称峰打电话，得到一个吃惊的消息：义龙刚被学校告知，他已被开除学籍。昨晚义龙的导师打电话让他去，他还以为是答辩的细节问题，没想到今天校方给了他昨天已发下的开除他学籍的文件。回到义龙家里我打电话通知了几个朋友。
义龙显然很激动，打算去学校以绝食绝水的方式向校方提出抗议。但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慢慢冷静下来。后来我们听了自由亚洲电台关于卢四清采访中共浙大党委副书记张浚生，即那位前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的报道，对他的无知无理非常气愤。
义龙参与组党是在行使公民合法的权利，并未违反法律，也未违反浙大校规，却在毕业论文答辩前3天被校方无理开除。这就是中共当局口口声声所称的人权！义龙激愤之余写下《我的申明》，对浙江大学及其背后的实际主谋者进行了批驳。小单也给教育部长陈至立写了封公开信。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则发表严正抗议和郑重声明。
伴随着开除学籍而来的，必然有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户口迁移。浙大校方已开出户口迁移证明，限期15天迁回原户口所在地池州师专。但迁回去还让他代课么？恐怕已不可能。义龙很想留在杭州，大家也舍不得他走，于是他决定不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后来证明，没有落下户口的吴义龙确实让警方头痛了一阵。2月底浙江警方把他带往合肥，安徽警方以义龙的户口不在安徽为由拒绝接收。他被带回枞阳老家住了段时间又回到杭州，而浙江警方不得不“代管”。4月底他在广州被捕，浙江警方开始曾以户口问题为借口拒绝接收，但最后还是去广州把他接回。
2月10日我第二次抵杭，已是腊月二十五。这是我平生首次在外地过年。除夕下午，两个骑摩托车的陌生人突然在门口停下，大声喊义龙的名字。我们吃了一惊，以为出了什么事。谁知是邮局送来的宁夏银川陈晓昶先生拜年的礼仪电报，虚惊一场。
晚上，大家陆续来了。祝正明搬来闲置在家的电视，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等也送来了礼物，有漂亮的台灯，有精致的对联，有红红的灯笼，以及各种食品和鞭炮烟花。杭州据说禁燃鞭炮，可这一夜鞭炮响彻云霄彻夜未停，天都几乎是亮的。
大家喝了点酒或饮料。当然，酒中少不了对狱中狱外异议人士的敬意。然后义龙开始给外地朋友打电话拜年。为节省话费，每次通话时间尽量限制在1分钟以内。很晚了大家才走，只剩下义龙、正明、小郑（义龙的老乡，在杭州做生意）和我。小单已提前回萧山老家。联欢晚会没意思，我们开始打扑克——“升级”。我和正明配合得很好，把义龙和小郑打得落花流水。平时我们从不打扑克，这算是例外。
本想打个通宵，可四五点钟大家就撑不住了，好歹找个地方躺倒便睡。天刚亮就有人敲门，是上海的晚成先生，一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宝钢退休工程师，连夜坐车赶来拜年。后来义龙去萧山小单家，初三回来。这两天我住在义龙家，接到一些外地朋友拜年的电话。
2月20日浙江朋友举行春节联欢会，我应邀参加。会上我一言未发却被警方非法留置盘问，押回山东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名行政拘留15天，又软禁3天于3月15日获释。当晚我打电话给正明，得知义龙曾被监视居住并押回老家。不久义龙回到杭州。
3月28日我第三次抵杭，马上听说警方明里暗里逼迫义龙搬家。4月1日，我们雇了三辆人力三轮车，把义龙简陋的“家”搬到新地方。但好景不长，没几天房东突然要求退房。没办法，4月15日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我也要租房子，义龙就把绝大部分家具——一张床、一套旧沙发、一张茶几、两个小橱、几个椅凳、几个纸箱——给了我用。为安全起见，大家尽量少去义龙新家，我则从未去过。29日我被捕后警方不相信我从未去过义龙家，并说从我的住处步行到义龙家仅需几分钟。看来义龙的行踪被警方掌握得一清二楚，尽管事先我们未发觉。现在想来，义龙被迫接二连三搬家，是形势趋于紧张的又一明证，但大家未能充分重视。
我对编辑工作从中学起就感兴趣，在大学里曾任学校团委机关刊物编辑室主任。有一次我说，将来民主实现了，我愿给民主党的报纸当编辑。有着同样兴趣的义龙则说，我们还是给一家独立的报纸干吧，不管哪个党执政我们都对他进行监督批评。4月中旬我给自己重新定位为学生后，义龙则自我定位为社会活动家即政治家，可能他的思想有些变化。
4月29日上午，安徽朋友高天佑刚告诉我义龙已于26日在广州被捕，小单就来找义龙手机的发票，说她准备去广州看看义龙并要回被警方没收的手机。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广州一位朋友并问了义龙的情况。小单走后我同老高睡完午觉即同时被捕。
后来听说义龙被押回杭州关在收容遣送站，生活条件极为恶劣。11月他被重判11年，将要度过漫长的牢狱生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许，监狱的磨难能使义龙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相信会的。
去杭州前有一次我给吴义龙打电话，正好朱虞夫接了，因此算是与老朱打过一次交道。
老朱最大的特点是脑后的辫子，一副艺术家的形象。我发现他的确懂不少美术、摄影等方面的知识。
老朱1952年生于浙江上虞，夫是辈分，故名虞夫。据说，他的一个长辈曾在蒋介石手下当过官。他曾读过大学，但未能读完，好像与参加民运有关。他在单位受到牵连，本在工会工作，曾一度被指派打扫卫生，他仍认真工作而使领导无话可说。他曾生动地描述过“六四”后他被拘留的经过，其经验后来在我被拘留时得到了应用。在杭州几个主要民主党成员中，仅他有公职，在房管局工作，所以白天很少见他。夫人姜杭丽女士在医院工作，待人非常客气。儿子当时读高三，去年考入浙大。女儿上小学，很调皮。
老朱曾把他的一座离市中心较远的旧房子借给我住了段时间。4月3日早上，我正在这座房子里睡觉，高天佑来叫我去给于子三扫墓。我们和来金彪、徐珍来到郊区某处，找到一位开花圈店的前国民党少将，而这位年逾9旬的老将军说于子三是他的学生。我们把挽词定为“于子三先生和所有为自由民主献身的人们永垂不朽，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敬挽”，请老将军写毕，下午两点多到了于子三墓。
老朱和李锡安等在那里。本定在三点集合，但不知为何只来了几个人。等到三点半，老朱对我说，你和你们老乡（于子三是山东牟平人）先合个影吧，于是挂起挽联给我照了张。又等了会儿，老朱说他们可能去了烈士陵园，我们合个影也去。我们请一位游玩的大学生给我们照了张合影就下了山。
走一站路就到了陵园门口。果然吴义龙、王荣清等十几个人在。警方已上去，毛庆祥等正同他们交涉。大家很快决定去于子三墓，杭州朋友抬着两个花圈走在前面。刚走几步警车就在前面出现，王荣清让我和几个外地朋友赶快离开。两个杭州朋友迅速骑车把我送下山后返回，我自己去了王东海家。
警方对这次扫墓很重视，出动了几辆车，还把一个义乌来杭打工的年轻朋友苏晖彬扣了一夜，无理没收了他的通讯录。至于我和老朱几人直接去于子三墓，其实是个失误——打电话通知时没搞清楚。不料这个偶然的失误却留下一张照片，4月5日清明节在香港一些媒体上发表。
4月29日我和老高被捕，5月1日老朱和老毛到派出所找到我们。老朱坐在留置室陪我们聊天，弄得同他很熟的看守哭笑不得。老高患痔疮，老朱出去给他拿来药。老朱敞开话匣子时很健谈，口才又好，常常把警察讲得哑口无言。但他不会做饭。有一次姜女士不在家他把米饭煮糊了。张玉祥来后，老朱实在不会炒菜，我这个比他强不了多少的半吊子好歹弄了两个菜算是为张玉祥接了风。
6月19日我听姜女士说老朱已被警方带走并抄过家，马上打电话通知了上海、北京等地的朋友。11月老朱被判刑7年。因我不知他家地址（我离杭后他搬了新家）和姜女士的名字，元旦未给姜女士寄明信片。今年6月我家安上电话后给姜女士打电话，得知老朱在看守所被打过一次后在狱中尚可。但凭老朱刚直的性格，不知会否再出危险，我真有些担心。而今两个孩子都上学，真难为姜女士了。
我第二次到杭州的第二天，正赶上毛庆祥拆清泰立交桥下的照像馆。拆完吃饭时讲起年龄，我说老毛生于1950年，仅比我父亲小1岁，完全可称得上我的父辈。但老毛不以为然，说大家都是朋友，不要讲什么辈分，让我叫他老毛，叫他夫人嫂子。这使我很不好意思。同样的情况还遇过几次，比如王东海比我父亲大3岁，他让我与他兄弟相称我只好叫他老王，却从未当面称他夫人程云惠女士为嫂子。
同老朱一样，老毛也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并因此新婚不久即入狱。后来他到青岛开过饭店，与牟传珩先生等人较熟，因此他嘱咐过我好几次，让我有机会代他向牟传珩先生及刚刚出狱的孙维邦先生等青岛朋友问好。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曾说老毛“生财有道”。为养家糊口，老毛做过多种生意，有赔有赚。1998年他正在温州做生意，听到组党的消息毅然回杭州投身民主运动。夫人胡晓玲女士失业在家，儿子上中学，他只好每天早上去舞厅教人跳国标舞赚几个钱。
老毛为人谦和，任劳任怨。吴义龙两次搬家，他出力最多。第二次搬家，他借了辆人力三轮车。因吴义龙不能骑，我不会骑，老毛来来回回忙了一个上午。当时下着小雨，天气比较凉，可他还是出了不少汗。老毛对名利毫无兴趣。他多次说，我们要有做铺路石的精神，现在的组党人士将来未必能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即使民主党正式成立了，党的领导人的综合素质要求相当高，可以请现在未参与组党的人来做党的主要负责人。老毛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大。
老毛对我很关心。我第二次到杭州，他开始给我找工作，但因是年关没找到。我第三次到杭州没几天，他给我找了份在菜市场卖潮面（一种食品）的工作，但很快发现赔本且无发展前途就放弃了。4月底我决定离开杭州，他忠告我找份工作安顿下来，在解决生活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从事民运。5月1日他和老朱到派出所看望我和老高时，带来他的夫人做的饭。下午临沂警方接到我，去了趟我租的房子，老毛一直把我送上车。
今年6月我给胡女士打电话，她说我寄去的明信片已被警方抄走，老毛在狱中未受到进一步的虐待。后来我在一家农贸市场见到一位酷似老毛的老人，当时我的心猛地一紧，真以为是他。只是这人年龄教大，头发花白。不知几年后老毛出狱了，头发会否白多黑少？
上海朋友李国涛、姚振祥我也曾有过一面之交。
与李国涛见面是去年1月在周建和先生家里，这位一直未成家的硕士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李国涛的工作极不稳定，往往费尽周折找到一个不久就被警方暗中破坏。当时他在保险公司做业务。今年春天他与蔡桂华先生商量请我去上海打工，考虑到上海警方的流氓行径，我没有去。不久听到他被劳教的消息，令人扼腕。
姚氏兄弟我久闻其名。去年4月，姚振祥被解除劳教的当天，我在杭州同他见过一面。他是因母亲病重病故而提前几天出狱的。他讲了母亲葬礼上警方百般刁难的卑鄙伎俩，如魏京生等异议人士送的花圈如何被陌生的“街坊邻居”和“单位同事”“自发”送来的花圈盖住，葬礼录像带如何失而复得却被“剪辑”等等。6 月19日我得知朱虞夫被捕后首先通知了他，他惊讶地说昨天早上他刚从杭州回上海，没想到老朱会被抓。后来听说他在安徽全椒被捕，以“嫖娼”罪名劳教3年，而中共全椒县委政法委书记则暗示这是“上头的意思”。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上海警方一贯使用流氓手段对付异议人士。我听一位上海朋友讲，林海案开庭前，林海夫人徐虹女士提前赶到法庭门外，突然有人撞了她一下，说她偷了他的东西，马上有警察过来带她到警署，几个小时后才说是个误会，而此时庭审已结束。还有一次，一位朋友骑自行车走，有人把包扔进他的车篮子里说他抢了他的东西，同时旁边过来几个警察把这位朋友带到警署关了一夜，把他原计划要做的事全耽误了。因此，对最近入狱的几位上海朋友所获得的种种莫名其妙的罪名，我实在没有理由相信。
王有才我虽未见过面，却是我最早联系的朋友之一。1998年9月12日我通过卢四清与谢万军取得联系后，谢万军给我的第一个电话号码就是有才的。次日下午我给有才打电话，自我介绍：“我和你一个姓。”重复一遍他仍未听清，我只好说：“我姓王，叫王金波，王有才的王，金观涛的金，刘晓波的波。”有才哈哈大笑，说：“应该是王丹的王。”后来我在向其他朋友自我介绍时便改为“王丹的王”。谈了会儿，有才让我转告山东朋友，西安朋友刚刚讨论很长时间，对组党提出不同看法。
有才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早，是从“六四”后的通缉令上看到的。这21位学生领袖的照片我看过不下几百遍。去年4月我在有才家中见到他的照片，越看越怀疑，总觉得与通缉令上的照片相差甚远，忍不住问江霞。江霞笑道，通缉令上的照片不是有才的，当时不知何故被换成了别人的。
1998年春，我又一次听到有才的名字，他去北京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被捕。申请组党后，他的名字便频频在媒体上出现。
我与有才的联系只有几次。有一次是向他索取两个人权公约，他不在家，我告诉了江霞。次日早上他打来传呼，我们聊了七八分钟后电话突然中断，重拨后又聊了两三分钟。在这次谈话中，他惊讶地听我说起他生于1966年6月，但想不到我是从通缉令上看到的。
11月有才二次收监，我再无法与他联系了。去年4月，江霞把有才的自行车借给我骑，吴义龙开玩笑说，这辆车和你们姓王的有缘，先是有才骑，后是王培剑骑，现在是你骑。我还同有才的好朋友高烨炬各买了本书托江霞送给有才。29日早上我同江霞约好次日一起去衢州探监，但当天下午我即被捕。后来听江霞说书已送到，这算是我的一点安慰吧。
胡江霞是湖北老河口人，1972年8月生，1993年自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到杭州东方通讯公司工作，与有才相识相恋并于1995年结婚。他们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如今却被一堵高墙隔在两个世界。林牧先生非常关心他们，曾建议浙江民主党朋友把他们二人的合影传到海外。
89民运学生领袖中，有才是我第一个有过联系的。虽然至今未能见面，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我们能自由地谈心，而不会有秘密警察的特殊关照。
条件所限，不多说了。
98组党运动遭到残酷镇压，民主党主要成员大都被捕入狱。尽管这次组党运动暴露出一些朋友不够成熟、不够理性的一面，但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不会忘记他们。是的，我不会忘记他们——那些争取自由却失去自身自由的人们。
2000年9月10日初稿，10月3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