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非暴力精神永不可战胜

初次听说赵昕先生的名字，是在1998年底，后来虽没有接触，但今年我出狱后很快听说他的义举，慢慢对他有了了解。我在《面对国家恐怖主义，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中曾说过“我知道，如同我母亲一样，我随时会被撞断腿”，没想到一语成谮，只不过腿伤的不是我，而是赵昕！

然而，即使是刚刚被打得骨折，说话声音都不能太大（头部缝了11针，说话受影响），赵昕仍说：“我这是第6次挨打。但每一次挨打后我都对非暴力原则更加坚定了。非暴力精神永不可战胜。”

我也是这么想。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被警察和犯人打过多次。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因此而动摇对非暴力原则的信奉。但我没有。不仅我没有，国内很多朋友“劫后余生还说‘非暴力’”（欧阳懿语），对暴力越来越反感，越来越觉得中国太需要非暴力精神了。近些年来，海外的杨建利（目前在国内坐牢）、封从德和国内的赵昕、欧阳懿、刘飞跃等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对非暴力理论作了认真的研究。他们均三四十岁，正当年富力强，他们的非暴力理论在未来的影响不可低估。

赵昕自称是一个“不太合格的甘地主义者”。实际上，只要吸取了甘地主义的精髓，都可以称为一个真正的甘地主义者。我认为，甘地主义离不开以下两点：

一，非暴力。如果说暴力在孙中山时代还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的话，那么今天其合法性已失去。正如甘地所言，“非暴力反抗总是优于武装抵抗。非暴力决不能用于保护一个邪恶的事业。”离开了非暴力的抵抗，很容易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而且这本身也透露了其可能存在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真实想法——这明显违反了中国现在极其缺乏的程序正义原则。

二，抵抗（或“反抗”，或“不合作”）。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甘地主义的“非暴力”后面紧跟着的是“抵抗”（或“不合作”）。对中共政权，我们固然不能一味地对抗（实际上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进行“对抗”本身就是个问题），但正如林牧先生所言，“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不可少的。”离开了抵抗的非暴力，不是甘地主义的非暴力的题中应有之意，非暴力也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

甘地说，“非暴力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时穿上和脱下的衣服，它的地位是在心灵中，它必定是我们存在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赵昕做到了这一点，已将之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信仰。

坚持非暴力，不是说它是中国将来惟一行得通的转型方式。不，不仅不是，反而我觉得随着局势的发展，将来转型前后伴随着的暴力成分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我指的是根据我现在的观察）。但即使这样，或者说正因为这样，我反而觉得更应坚持非暴力。这是因为，既然中国缺少这个东西，那么我就来多讲一讲，以达到“中和”的目的。

2005年11月27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12月1日

王金波：由关于扎卡维的报道看中国政府的阴暗心理

昨天BBC报道了一条消息：扎卡维家族成员宣布与其断绝关系。消息称，这57名扎卡维家族成员“均属于在伊拉克较有影响的贝都因人的一支”，他们“谴责自称是扎卡维的人策划的恐怖袭击，我们作为这个家族的成员，与他断绝关系。”原来，“有56人在11月9日约旦安曼的酒店爆炸中丧生，300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人当时正在参加一个婚礼。”

扎卡维何许人也？两年前美英等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推翻萨达姆政权，激起了一些阿拉伯人的不满，其中包括一些恐怖组织。在这些恐怖组织当中，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最为活跃，制造的恐怖事件也最多。其领导人阿布？扎卡维是约旦人，不仅其影响有超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趋势，而且前几天入围《时代周刊》2005年度人物提名（据新华网）。

对于这样一个魔头，爱好和平的人们莫不恨之入骨。就连他的祖国——约旦，18日也“有近10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对酒店爆炸案的愤怒”。可以说，扎卡维早已成为人类公敌。

那么，关于扎卡维，中国媒体是如何报道的？

同样是在昨天，中国官方新华网上倒是有一条扎卡维的消息（由中新网援引自美联社），但既不是其家族成员宣布与其断绝关系，也不是10万约旦人愤怒声讨扎卡维，而是《前狱友忆扎卡维：智商中等但勇敢，在监狱曾受虐》。仅看这篇消息的标题，就暗示了对扎卡维的同情。而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指明“扎卡维在押时经常遭到约旦监狱官员的折磨，并曾在监狱‘小号’里呆了半年。”看了这句话，我觉得这是在替扎卡维辩解：“知道我为什么要炸酒店了吗？因为我受到过官方的虐待，所以我要报复官方，报复社会，报复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们！”接下来看，果然如此，狱友竟称扎卡维的邪恶思想为“全新的思想意识”，“扎卡维当时非常安静”，“我当时看不出他的那一面（凶残）”，“他文化不多，智商中等，但非常勇敢。”虽然狱友也提到“凶残”这个贬义词，但用的更多的是“安静”、“坚定”、“勇敢”这几个给人好感的词。

我没有见到美联社的原稿。假如这篇消息的确是美联社发的，那也很正常，因为美国没有“中宣部”，媒体如何报道完全是媒体自己的事，它的新闻稿中既有赞成美国政府的，也有跟美国政府对着干的，甚至有时专门揭露总统的短处——近有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远有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但中国的媒体不一样，上面有各级“宣传机构”把关，甚至兼任中宣部部长的政治局委员（刘云山）上面还有一个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而在江泽民时代，则是由总书记亲自主管宣传。可见，自己公然承认是“党的喉舌”的新华社（网）代表的完全是中国政府（中共）的观点。就是说，关于扎卡维的消息如何发，是由中国政府决定的，代表了中国政府的观点。那么，在昨天，中国政府觉得最需要让中国民众知道的关于扎卡维的消息，是其“安静”、“坚定”、“勇敢”，而不是众叛亲离和同胞的唾弃！

事实上，扎卡维所在的“基地”恐怖组织，曾资助并训练过“东突”恐怖分子（我不反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争取自己的民族自决权，但坚决反对他们使用暴力手段、尤其是用暴力对付平民，因为这已成为恐怖主义）。因此，“基地”组织及其领导人本？拉登、阿布？扎卡维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敌人。但我想不通的是，中国政府为何在伊拉克问题上总是跟国际社会唱反调，总是暗示美英推翻萨达姆政权是不对的，所以一切反抗美英联军和伊拉克新政府的活动总是引起中国媒体的同情和亢奋。

我想，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公开宣布“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终的目标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2005年1月20日布什就职演说），并且已经成功地终结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现在专制国家已处于完全的“守势”，所以中国政府慌了手脚，才冒天下之大不讳，蓄意美化全人类的敌人。但是，这样的日子还长吗？萨达姆就是个例子！

2005年11月22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12月21日

王金波：上网奇遇记

10月23日10:52:55，一封发件人为北京赵昕先生（*********@hotmail.com）、收件人为****@qq.com的email被送进我平时并不用来收发信件的hotmail信箱，附件的标题是“杨茂平高智晟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赵昕先生一直关注中国人权事业，近来又出任仁之泉工作室执行主任，所以我未作任何思考就点击下载附件。但谁知不仅附件未打开，反而弹出一个可恶的对话框——无论怎样都关不上，重启也不中用，甚至下载一次就多了一个同样的对话框。万般无奈之际，10月28日我向赵昕写信说明情况，请他以后把信只发给我的gmail信箱。几个小时后赵昕回信说他没有发过，我这才恍然大悟——是别人干的。

此前的10月18日22:44:32，一封来自********@bluebottle.com的email使我同样遇到了麻烦——这封主题为“敬请转载、传播”、内容为法轮功的信件中的附件（标题为“腛悟空受酷刑想到的.RAR (0.04 MB)”）倒是下载成功，但同样弹出了上面提到的对话框。而更奇怪的是，仅有的4个收件人信箱中，第1个和第4个是我的，另2个分别是姜福祯、张铭山2位先生的。看来发件人对我们太了解了，因为姜、张2先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所以一起发给、而且是仅仅发给我们3人（暗送发给谁就不清楚了）。

而姜福祯先生的遭遇，更是令人想象不到。我初上网时，还用QQ跟他聊过几次。后来因使用QQ的过程中来了病毒，我把QQ删了，只用MSN Messenger和skype。老姜用MSN跟我聊过一两次，后来再也不见他上，我就催他找个机会再上MSN.但他老是推说机器不好用，动不动就瘫痪。我对老姜是比较了解的，一则他对电脑网络技术的掌握本来就要慢，二则他很少有时间上网，因此我想，肯定是他自己技术不行造成的。后来我亲自上了他的电脑一看，才知的确冤枉了老姜。

因MSN用起来很方便，且可以随时索取代理服务器，所以我想先弄好这个再说。电脑已下载该软件，于是我开始安装。但谁知刚开始安装就突然黑屏。怎么回事？我想了想，是不是因为刚才在线？于是硬关机重启（必须硬关机才能再次打开）后，先不上线，直接安装。邪了，跟刚才一样！这一下我没了主意，看来我这个半吊子是搞不懂怎么回事了。

据老姜讲，他的电脑原来并不如此，几个月前变成这样后就很难用了。偶尔也能上，但只能收发一下电子邮件，海外网页很久没机会浏览了。而更奇怪的是，仿佛电脑认人，如果他的夫人或孩子用，多数比较正常，但如果他用，十之八九出问题。

前几天我帮重庆邓焕武老先生申请了一个gmail信箱，并把修改密码方法等问题一起告诉了他。很快他来了信说“当我高兴地正想更改密码之际，立即遭到破坏！再亦找不到（点不出）********@gmail.com信箱”。我不信，进入该信箱试了试，很正常，就去信跟邓老先生讲了。邓老先生今天回信说：“看来我这里的情况不一样！我的电脑明显被同步监控，并且限制使用1个信箱。我的原有***信箱遭破坏，不是偶然的！我电脑一些设计均是他们所为，由不得我操控！对此，目前没办法……。例如，我上动态网，也是他们在‘帮忙’才行，……”

邓老先生信中的“他们”是指谁，不用我讲。实际上，浙江湖州范子良老先生的gmail信箱前一段时间也出了毛病——他在自己的电脑上进入时只显示英文版。他问我如何把英文改为中文，我就把操作步骤告诉了他。但他回信说不行，中间一步不一样，以后也就不一样了。他试过多次不行，干脆就把信箱密码给了我，让我替他改过来。我进入信箱一试，显示的是中文呀？我告诉了他，他也试了试，仍是英文！我和范老先生分别在自己的电脑上试过几次，显示的仍不一样。于是范老先生写信给google公司，但仍没用。他让他的儿子在别的电脑上进入信箱，显示的也是中文。看来，是他的电脑本身出了问题，就跟邓老先生一样！

这是最近我和我的朋友们上网时的奇怪经历。相对各位电脑网络大侠来说，我的电脑网络知识仅是幼儿园的水平。因此，我希望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我和我的朋友们的这些遭遇都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办法解决？拜托！

2005年11月21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1月23日

王金波：燕鹏兄，愿你早日获得自由

青岛虽然开埠仅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其发展后来居上，早已成为国际名城。而由79民主墙运动肇始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则在青岛结下了累累硕果。1999年夏至2000年春，我先后结识了孙丰（孙维邦）、牟传珩、姜福祯3位先生，慢慢了解到他们均是青岛民运的代表人物。

但我认识最早的青岛民运人士，则是燕鹏先生。那是7年前的1998年12月12日，我参加民运后首次去青岛。我出了长途汽车站，在附近一个公交车站牌下等着，燕鹏来把我接到一家饭店，和邢大坤先生一起吃了顿饭。晚上燕鹏安排我在一家旅馆住下，次日带我到他家聊了一上午，吃完午饭后去汽车站帮我买上票，直到我上了车他才离开。而就在此前不久，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成员刘连军自潍坊去青岛，燕鹏在其饭店接待，结果饭店被停水停电后不得不停业，十几万的投资化为乌有。

此后我跟燕鹏见过多次面。有一次我跟潍坊临朐张铭山先生一起去老牟家，燕鹏也在，而且正好带了香港卢四清先生为“六四”10周年祭制作的“六四”录像，就放给我们看。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录像，印象特深——大家的眼睛湿润了。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虽然民运人士的整体素质比大多数人要高，但民运人士毕竟也是普通的世俗之人，俗气的、甚至不良的风气在民运圈里也经常能见到，比如有人根据对方的名气甚至经济状况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交往方式。燕鹏是山东朋友中的“大款”，但我没听一个朋友说过他因某某人的名气小或经济状况不好而下眼相看。这也能说明燕鹏为何人缘特好。

想当年燕鹏本被派去“帮助”老牟，谁知中共当局看走了眼，实际上是送给了山东民运一员大将。燕鹏的经历，老是让我想起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故事——被派去监视并刺探情报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一段时间后集体向上司报告：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据《匈牙利悲剧》）

八九民运期间燕鹏利用团委书记的身份组织过青年人参加，事后虽未受大的清算，但还是被迫离职，干起了个体。当时他没有什么头绪，一切从头开始，有过失败，有过沮丧，但他终于挺了下来，历尽千辛万苦攒了一些积蓄，计划投资做大一些的生意。但随着98政治小阳春之后的“倒春寒”，他的生意屡遭挫折，越来越困难。2000年他曾计划在黄岛搞一个项目，但最终未成。

2001年我被捕后，虽然8月19日青岛警方到莒南提审我时明确讲了老牟已被捕，但压根未提燕鹏的事。直到第2年我转到山东省监狱服刑，父亲探监时我才知道燕鹏竟也被判刑，而且他比老牟更早被捕。后来我在狱中见到老牟，知道燕鹏被捕以后，老牟是因为之奔走呼号才身陷囹圄的。今年出狱后我吃惊地听说，燕鹏刑满取保候审（这就是中国的法律！）后一再发现针对自己的危险信号，不得不在老牟出狱前夕跳海东渡，至今未获得真正的自由。

不知是否警方一直恨着燕鹏，认为是他帮助老孙偷渡出国。实际上老孙出国前只对我一个人明确讲过，而且嘱咐过我对任何一个青岛朋友都不能讲——连我当时朝夕相处的老姜也不要讲。老孙之所以这么办，目的就是为了给青岛朋友少惹麻烦。但后来警方竟迁怒于燕鹏，这实在是冤枉了他。

今年3月，铭山兄和老姜为我发起了呼吁，远在台湾的燕鹏特地打来电话表示要签名。我出狱后，8月29日燕鹏来了一封繁体字的信：

“金波兄：

“你好！一别5年有余，好兄弟你受苦了。老弟的气概令人敬佩，一句话——有种！今日收到你的mail慰之尤甚，不知你精神和身体如何？对我们山东好汉来说，几年的冤狱只是生命中一道小菜，算不了什么，我想你会洒脱地面对。目前只是担心你的生活工作会如何？还好吗？你的生存空间是不是还是被中共‘关照’？好兄弟多保重，这年头恶狗多走路小心悠着点。好人一生平安。

“燕鹏上”

他自己前途未卜，却惦念着家乡的兄弟，其侠义心肠由此可见。

在这里，我要默默地向燕鹏祝福：愿上帝保佑你，早日获得真正的自由！

2005年11月17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11月29日

王金波：希望胡锦涛是在真心纪念胡耀邦

9月26日，自由亚洲电台援引中央社的消息说，“今年十一月二十号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中国当局已经准备举行一系列高规格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将在北京、胡耀邦家乡湖南省浏阳市以及胡耀邦安葬地江西省共青城分别举行。”此后，关于中共高层对纪念胡耀邦90冥诞的纷争的报道，坊间的流传曾有几次反复。

11月3日美国之音报道，“胡耀邦故乡湖南省的地方政府官员向媒体证实，位于浏阳县中和镇的胡耀邦故居将建成‘胡耀邦纪念公园’。”几天后路透社称纪念活动将提前于18日举行，规模由2000人缩水为300人，胡锦涛以出访为借口不出席。11日中央社报道说，“胡锦涛力排众议决定高调纪念胡耀邦，为胡耀邦恢复名誉”。12日又传来来自《亚洲周刊》的消息说，“胡锦涛在政治局力排众议……要还胡耀邦‘无私无畏的改革家’的清白”，“九名政治局常委最后都在文件上署名，同意纪念胡耀邦”。（博讯）

纪念胡耀邦为何如此一波三折？这是因为胡耀邦1987年因同情学潮而被迫下野，1989年去世后又引发了“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学潮和民主运动，并进而引发了“六四”大屠杀。高调纪念胡耀邦，必然让人联想到平反“六四”和政治改革。

我认为，尽管中共16届5中全会没有发生事前有人预测的有利于胡锦涛的人事变动，但中共内部已形成江泽民、胡锦涛两个核心已是确定无疑。下一步的发展趋向，应是胡锦涛的权力日益增强。至于江系人马废胡取而代之的可能，我认为不大，因为目前并未发现胡锦涛已把江系人马逼到那种程度。而只要胡锦涛尚未公然翻脸，江系人马就没有理由把他拉下来。

巧了，今天博讯网连着发了两篇稿子，均认为中国的改革面临重大问题。一篇是署名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的《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改革尚未完成，但是已经走到尽头。改革自身已经成为烂尾楼，豆腐渣工程。因为中国的改革被迫在必须在扭曲的改革和全面叫停改革之间作出选择。社会上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改革的步伐却越来越慢，以至完全停顿。”作者从医疗改革被人宣告失败、郎顾之争的主角之一顾雏军因经济问题入狱两件事入手，指出由此产生的两个阵营其“思路都是诉诸政治上的强权”，第二阵营的表面获胜并非好事，反而证明了真正的改革的迫切性，即目前的渐进性改革是否应让步于速度要快的新改革思路。

另一篇是署名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李根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两难抉择》，指出中国的高贸易依赖度“伴随着经济的脆弱性”即内需不足，“中国必须面对两个艰难的抉择。一是允许农民为增加收入弃农与城市失业率上升之间的矛盾，二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经济增长雇用不增长的问题。”作者认为，“从中长期角度看，以上问题一天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就一天不得安宁”。

事实上，早有学者警告中国有可能误入拉美化歧途。而要想避免这一点，惟有立即加速政治改革。因为现在已到了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已无法真正进行下去的地步。

《亚洲周刊》网上投票区11月12日开始的“你认为胡锦涛坚持纪念胡耀邦，是否显示了他有意继承胡耀邦的遗志，推行民主政治改革？”的投票结果是约六成认为“是”（截至13日21时）。如果这能变成现实的话，那倒说明胡锦涛是在真心纪念胡耀邦。但愿如此。

2005年11月13日，山东莒南

《博讯》2005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