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7-13

王金波:任自元被停止会见4个月

现年31岁的原山东邹城第十中学教师任自元2006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后在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监狱服刑,今年他的父亲已有4个月未能见到他,而该监狱声称任自元不服从管教所以禁止会见。

任自元2006年夏天被送到山东省监狱后先在一监区喷漆岗位劳动,并因此患上肺结核。任自元的青岛朋友陈青山得知消息后告诉了媒体,被青岛警方警告。

2008年,青岛律师李建强(刘路)曾帮任自元拟就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任汝生递交给监狱后被拒绝。

2009年4月任汝生探监时得知,任自元已调到六监区,在监室内打扫卫生,这个岗位比较轻松。

5月任汝生探监时被监狱告知因流感全监狱犯人停止会见。任汝生曾给任自元汇过两次钱,都被退回。

今年1月任汝生探监时仍被拒会见,但其他犯人会见已正常。2月任汝生探监仍未能见到任自元。

3月探监任汝生见到了任自元,觉得任自元看起来精神状态还行,在监室打扫卫生,比较轻松。但任自元看起来挺瘦的,而且说现在监狱的伙食水平比2006年降低了很多。任汝生给任自元存了400元钱。存钱时警察说以后不要汇钱了,来的时候存就行了。

4月任汝生探监被拒。

4月底或5月初,任自元给任汝生打过一个电话讲了一分钟的时间,只说了两个队长(警察)的名字(音:张立军、邓爱东)和两个打手即犯人的名字(音:李大鹏、吕振),随后电话被挂断。

5月31日,任汝生再次来到山东省监狱探监被拒。会见室的警察对任汝生说,别见了,回家等任自元电话后再会见。任汝生问为何不让会见,警察说任自元在里面不服从管教。

另外任汝生说,自去年起他和任自元互相寄的信都没收到,所以现在没有任自元的任何消息。

任汝生现年60岁,没有工作,心脏和肾脏不好。任自元的母亲现年55岁,靠家政工作为生,有活干时每月能挣500元钱,没活干时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夫妻有四间房出租,最近每间房涨了10元,每月的租房收入由320元涨到了360元。

任汝生的电话:136 5537 4549

2010年7月13日

《议报》


2010-07-11

王金波:陪刘霞赴锦州监狱探视刘晓波纪行

题记: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王仲夏


2010年7月6日早上6点多,我和刘霞、莫之许、不锈钢老鼠刘荻在北京火车站会合,坐上7点15分发往哈尔滨的D25次列车。

这是我第一次坐动车。车厢前面有信息显示牌,中英文显示车厢号、即时时速、内温、外温等。我记得路上最高时速199公里/小时,而次日晚上我们回京坐的D8最高时速238公里/小时。

不过一路上,“探监”这俩字始终在我的意识里占据第一的位置。我曾有3年3个月的时间在远离家乡几百公里的济南坐牢,我爸一直在那条路上拖着病腿来回奔波。我知道,坐牢的人最渴望的是家人的探视,每次探视都能成为犯人几天甚至几周、几个月的话题。晓波上次坐牢是1996年,刘霞跟晓波补办了结婚证后往返于北京和大连之间好几年。十多年后,刘霞再次踏上漫漫探监路。对刘霞来说,不论时代怎样变,漫漫探监路没变。

10点零6分,火车准时在锦州南站停车。我们四人下车,莫之许拿着一个大行李箱,我拿着一个大行李箱和一个大包。刘霞这次给晓波带了很多书和被褥,我提的行李箱里大概是书,特别重。锦州南站似乎是个新站,但奇怪的是上下楼梯均无斜坡,我只能用手提着沉重的行李箱先下楼梯后上楼梯,累出我不少汗,尽管锦州比北京气温低了10多度。王仲夏在检票口外等着。出站后王仲夏从我手里接过一个大包,找到他的车放好行李,向城里驶去。王仲夏已给我们四人买了晚上的返程票。

刘霞跟绝大多数女人一样,是个路盲。王仲夏十几年前来过一次锦州,早没了印象,所以走错好几次路。最后问对了,驱车直奔南山。南山是个小地名,锦州人习惯把锦州监狱称为南山监狱,就如临沂人把临沂监狱称为梨杭监狱一样。但显然锦州监狱很有名气,我下车问了两次,路人全知道,而且都热情地指给我方向。第三次我下车问路时,其实车的左侧就是写着“辽宁省锦州监狱”的石柱,因我是从右侧下车所以没看见。


车开了500米是个丁字路口,右前方是我熟悉的监狱围墙。一路上莫之许至少说过两个地方是监狱,我都说不像,现在见到真监狱了,莫之许说还是金波有经验,大家哈哈大笑。对我来说,监狱围墙从里看和从外看肯定有差异,无论围墙的外形还是我的心情。但不管怎样毕竟我见过无数次监狱围墙,哪是莫之许这种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监狱的人所能比的?哈哈。

这个丁字路口,我们是从相当于“丁”字的上面“横”的起始部位进入的。“横”的左侧是广场,停了好多车,以警车为主。广场两侧是办公楼。其中一座办公楼正对着一条路,这条路相当于“丁”字下面的“竖”。“横”的左侧即广场和办公楼地势要高出一块,“横”的右侧即“竖”的两侧是个下坡路,地势越来越低。其中“竖”的远离我们的一侧是监狱;靠近我们的一侧是一座办公楼,办公楼的墙上有“1984年”的字样,老鼠当即就吱吱着要照下来留念。

刘霞在这里终于认识路了,让王仲夏把车往右一拐,几十米外果然是监狱的会见接待处,姑且简称其为会见室。会见室门前有几个人,一看就是探监的犯人家属。会见室右侧有个大门,上面“锦州监狱”四个大字是繁体隶书,有点古色古香。显然这个门已废弃不用,不仅门紧锁着,而且门前有杂草。门右侧有一片空地,王仲夏把车停在那儿。

下车拿出相机准备照相。不知谁变戏法般拿出两件T恤,上面印着图案,王仲夏和莫之许拿着照了两张。我和老鼠跟刘霞合影时没拿。照相的背景都是那个废弃的大门。照相时旁边有个拿提包的中年人一直看着,不过当时我没注意他干啥。然后我们上车,准备去刘霞说了好多遍的“笨娃娃”饭店吃饭。

车开了几步停下,因为要给“1984”照相。我正好坐在后排左侧,下车方便,就说我照吧。我拿着相机走到窄窄的马路对面,冲着“1984”字样拍了两张,又走开几步换角度拍了两张。这座楼上面有“锦开文化馆”几个大字。

想不到就在这时出了意外。我正专心照相呢,忽然觉得后面有人喊,扭头一看,办公楼那边过来俩穿警服的,其中一人问我照什么,我说照这个1984楼啊。这时莫之许也已下车过来,警察欲夺走我手中相机,莫之许从我手里拿走相机就是不给警察。警察口气很硬,要带我们去他们办公室,我和莫之许都不答应,上了广场边、办公楼前的高地以后一直在那儿待着。其间一个警察还指认是我拍的,仿佛对我看得最严。莫之许一直据理力争,说大不了把照片删了。警察说他们是监狱保卫部门,接到举报说有人照相他们才赶过来,因为监狱不准照相。我和莫之许都说我们没见到任何标志牌不准照相。莫之许说凭什么要你们处理,打110报警啊。警察说好,就打了电话,说110一会儿就来。我看到其中一个警察的胸牌上写着姓名和某监区及职务的字样,问他你是监区的啊,不是保卫处的?他说是啊,你们不能在这里拍照,我们担心法轮功来照监狱。我说我们只是想照1984那个楼。老鼠补充说1984是一部小说的名字,我们觉得好玩才照的。

不一会儿一辆写有“公安”俩字的小面包警车来了,下来俩警察。监狱警察先把派出所警察叫到一边说了会儿,然后派出所警察过来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说就是在那边照了几张相,别的没啥。警察要求登记身份信息,正好王仲夏赶来,说话有些冲,拿出驾照让登记了。警察问你们是来干嘛的,我们说是来探监的。警察问谁是家属,刘霞说我是。警察问你是犯人的什么人,刘霞说我是他妻子。警察问你老公干嘛的,刘霞说是个傻博士。警察让刘霞拿出有关证明看看,刘霞拿出监狱寄给她的那封让她探监的通知书。警察看后走了,留下俩警察远远看着我们,甚至一度只有一个警察。

这时大约12点了。我们五人一起闲扯,甚至看蚂蚁爬石头。莫之许有时候过去跟那一两个警察聊天,还抱歉地说耽误他们吃饭了。我有个毛病,不能站久了,否则腿肚子打哆嗦,必须蹲着、坐着或躺着。再加上昨晚没睡好,午饭没吃,所以觉得心慌。早上出发前我吃了个两块钱的鸡蛋饼,上车后没吃老鼠带来的麦当劳早餐,结果上当了。我蹲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浑身不舒服,甚至连刘霞、老鼠都没这样。后来我才想起,我好久没剧烈活动了,今天提着大行李箱上下没有斜坡的楼梯所以累着了,怪不得我的双臂特别没力气。莫之许虽大我几岁,却没我这么累。


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人了。这时候周围的警察大概有十几个吧,包括几个没穿警服的。警察登记了我们五人的身份证。莫之许提出时间已到让刘霞去探视,被警察拒绝。后来警察让我们五人坐两辆小面包警车去派出所。到了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我们五人被分开,我跟王仲夏在二楼一个写着巡逻什么队的办公室待着,莫之许在对门办公室待着,刘霞和老鼠则被带到楼上。莫之许看来在对门被问话呢,我和王仲夏就在一起闲聊。当然,屋里始终至少有一个警察在场。后来过来一个四十来岁的警察,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说没啥事。警察说是看犯人的吧,看谁啊?我和王仲夏没接话。警察说不就是刘嘛,谁不知道啊,网上有,一搜就知道了,刘晓波嘛。警察又问我俩知道刘晓波是干嘛的吧,王仲夏说不知道啊,我接过话说是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警察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本拉登和吾尔开希得的那个吧?王仲夏一头雾水的样子问我诺什么奖,我笑而不语。王仲夏头发较长且扎着一个发卡,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王仲夏说他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卧底。警察说你这露馅了吧,真卧底哪有这么公开说的?

警察把我们的身份证要去了。莫之许问完话后来到我们屋里,王仲夏被叫去。过了会儿王仲夏回来,我被叫到隔壁大屋。屋里有俩人,一个年龄有五十来岁、领导模样的人给我一张纸让我写下我的姓名、现住址和职业。莫之许已在上面写了,我在下面跟着写好。那人问了我几句姓名、住址等常规性问题,来了一个电话,就拿着手机出去了。我跟旁边那个年轻一些的戴眼镜的人闲扯了几句锦州的气候什么的,他慢慢把话扯上正题,问我什么时候、怎么来的锦州。刚问了几句,那个出去打电话的人回来跟我说,别的就别说了,你就直接说零八宪章文化衫是怎么回事吧。我反问你说什么?他说你就直说吧,零八宪章文化衫是谁弄的。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一听把手一挥说,好、好、算了、算了,都不说,都去那边好好想想吧,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时候让你们走。

回到对面屋里,我跟莫之许和王仲夏闲坐着。一个警察给我们一人拿来一瓶矿泉水。我确实累了,基本是趴在桌子上,有时候仰着躺在椅子上,还迷迷糊糊睡了几次。后来王仲夏和莫之许都被叫走了,剩下我一人在。我跟看我的人说要去厕所,他在门口请示了一个人,然后领我到一楼去了趟厕所,他始终跟着。回屋后坐了会儿,一个人急匆匆走进屋里问我是否王金波,我说是,他说文化衫是不是你弄的,我说不是,他说他们三人都说是你弄的,我一听乐了,说好啊,你说我弄的那就是我弄的吧。那人说你是不是山东人啊,我说是啊,他问山东哪儿的,我说临沂。他说山东人都很实在,你怎么不实在啊。我说你说我不实在我就不实在吧。那人气哼哼走了。其实我憋了一句话没问,就是想问问他老家是否也是山东,因为我们老家每个大家族都有亲人在东北,而东北人跟山东人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估计那人很可能有亲人在山东。

后来过来俩年轻人,其中一人对我说要做一下询问笔录,并强调说是询问不是讯问,只是了解点情况。我说好吧。他们问我姓名、住址等常规信息。问了没几句,走廊传来莫之许的声音,接着莫之许走进我们屋里坐在我旁边。过了半分钟一个人对莫之许说你能否出去一会儿,莫之许反应过来说原来你们是在做笔录啊,对不起,就出去到对门侃大山去了。警察问我坐什么车、什么时候来的锦州等问题,问我照相了么,我说我照了。他问照了几次,我说两次。他问第一次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会见室附近。他问照了几张,我说记不清了。他问你照相时手里拿东西没有,我说记不清了。他问那几个人照相时你看到他们手里拿东西了么,我说也记不清了。他问第二次在什么地方照的,我说在离会见室很近的地方,同一条路上。他问照的是什么,我说是文化宫或者是文化馆,就是照的那个1984年的标志。他问一共照了几张,我说四五张吧,都是我照的。他问你认识刘霞么,我说认识。他问你来锦州干什么,我说刘霞来探监,带着好多行李,她拿不动让我来拎包。他问你们跟刘霞是什么关系,我说都是朋友关系。他问你认识刘晓波吗,我说认识。他问你知道刘晓波犯了什么罪么,我说据说是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对记录的人强调说你不要漏了“据说”两字,因为我不认为刘晓波犯了罪。记录的人答应说不会漏。整个过程他们没提文化衫的事,我感觉他们是在应付差事。他们把笔录拿给我看,我看上面写着对我们询问的是锦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询问地点是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还有两个人名。笔录的第一段是宣布了他们要对我询问,并告诉我说我可以申请回避,可以拒绝回答跟案情无关的提问等等,并问我听清楚了么,我答听清楚了。我一看这段明显与事实不符,他们根本没问过我,我当然也没答过听清楚了,就把笔录还给他们,说这一段与事实不符。他们也立即明白过来,重新写了第一页,并确实向我宣读了一遍。其间一人拿雪糕过来给每人一块,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改好第一页后又给我看,我看上面的锦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没了,全换成了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其他地方都没错,其中“据说”两字确实没漏。签字按手印后他们让我到对门,莫之许正跟屋里好几个人侃大山呢。问我零八宪章文化衫的那人让我们写保证书以后不再照相,莫之许说保证书是不会写的,但如果你们答应立即让刘霞见刘晓波,别说写保证书了,就是叫你大爷也行。那人只好把身份证还给我让我和莫之许走了。此时已17点多。

自2001年我的案子开庭以后,我好像就没再在警方的询问或讯问笔录上签字按手印。但因莫之许已说好一切以刘霞能见到晓波为重,我只好做了让步。事后得知,王仲夏胡说八道一通后没签字。


出了派出所没见刘霞他们三人。莫之许的手机正好没电了。我的手机上午就没电了。到旁边一个小商店莫之许给一个人打电话好几遍,那人都没接,莫之许说肯定是看到陌生号码所以不接。后来打通了一个,但那人说不知道老鼠的手机。我突然想起赵昕的手机。1998年我参加组党时用脑子记住了一些朋友的电话号码,赵昕这个手机十几年没变,所以我突然想起这个号码。但我还是没记准,第一次拨错了,想了想后第二次拨对了,通过赵昕要到康玉春手机,又跟康玉春要到老鼠手机。终于给老鼠打通电话,原来他们仨去了火车站退票呢。其间派出所一个警察来商店买东西,见我们找不到号码对我们说要不要回去找一下笔录看看他们的手机号码,还挺热情的。

我和莫之许打车去了锦州南站找到他们仨,退了火车票,然后决定回城里住下明天再去探视。好不容易在城里找到一家红苹果宾馆,没三人间了,就要了仨标间,但需每人都要登记身份证。问服务员平时也是这样么,因为通常一人登记身份证后一起的人就可以都住下。服务员说最近一直都这样。办完手续到5楼房间放下行李,我们一起下楼到斜对过的小蓝鲸海鲜馅饼酒店吃饭。饭前我们让服务员给照了张合影,并说在这里照相该没事了吧。

蒋亶文、杨子立、唐小昭先后给我打电话、发短信问候。刘霞、莫之许、老鼠、王仲夏早就接了好多电话。我暗自庆幸从来不把手机号码给记者。吃饭时我仍很疲乏,没吃多少东西。刘霞心情肯定不好,但仍尽量跟大家一起说笑。我记得早上刘霞略化了个淡妆,可惜了。

说起下午各自的情况,才知警方已把王仲夏的车打开搜查了,没搜到文化衫。而王仲夏根本没发现他的车已被人进去过,可见警方秘密开锁搜查的手段很高明,哪怕是在锦州这种中小城市。而相机里除了在监狱旁边照的那几张照片,没发现别的被删。

吃完饭把剩饭打包,买了5瓶矿泉水回到宾馆。王仲夏说这个地方没白来,因为宾馆边上那条路叫云飞街。刘霞和老鼠早早躺下睡了。我一个人住一间,洗了个澡睡了。半夜醒来,我去隔壁一看莫之许和王仲夏因为要看球赛一直没睡呢。聊了会儿天看了会儿球赛,我吃了点打包回来的剩饭,四五点钟又回房间睡下。

后来老鼠敲门把我吵醒,我一看7点40多了,开门把免费早餐券给了老鼠和刘霞。然后我取消8点的闹钟,洗漱完也下楼吃早饭。刘霞吃完饭回房间开始打监狱给她的联系电话,一直打到10点45没人接。我把莫之许和王仲夏叫醒,下楼结帐直奔监狱而去,路过监狱过了女儿河在渤海大学附近找了个蛟河农家菜饭馆吃饭。这家饭馆很有意思,墙上贴着毛泽东、华国锋等人的画像,还有一张画像我觉得很陌生,走近一看竟是没穿军装的林彪标准画像,第一次见。


吃完饭去了监狱,王仲夏把车停在广场,正好昨天跟我们打交道的那个监狱保卫处的警察路过,说你们直接去会见室就行了。我们上车又到了昨天照相的地方,王仲夏把车停下,我们五人在远离监狱的马路一侧等着。13点过一两分钟,会见室的卷帘门升起来,十几个探监的人进去了。我想当时我爸也是这样跑了3年,心不由一酸。

我们五人拿着行李进了会见接待大厅,刘霞去排队。我虽在监狱待过3年3个月,但这是第一次从外面近距离接触监狱。这个大厅有苍蝇乱飞,墙上挂着的电子日历显示时间是2010年7月8日上午1点多,快了12个小时。13点20分排到刘霞,柜台里面的警察要探视证,刘霞说没有,把监狱给她的通知书给了警察。警察打了几个电话让我们到旁边等着,我们就一起回到椅子上坐着。10分钟后柜台里的警察大声喊刘晓波,刘霞过去警察说还是要跟原来联系的队长联系好了才能会见。待了会儿,莫之许叫上王仲夏跟刘霞出去,要去狱政处问问。但过了几分钟他们仨又返回来,说还是等等吧。后来我去大厅到外面卷帘门之间的走廊上看《辽宁省监狱系统狱务公开内容》时,莫之许、老鼠和王仲夏出来了,说警察已过来跟刘霞见面,要我们出去。

这时大约是13点50分。我们四人在监狱外侧的路边站着聊天,没地方坐。我们不断说笑,比如我突然发现王仲夏把车正好冲着昨天照相的那个废弃的大门停着,我大喝一声王仲夏你把车停在那里是否想劫狱。又比如15点时卷帘门落下,我苦着脸说完了,刘霞被关在男子监狱里了。后来我们累了,就席地坐在水泥砖地面上。其间唐小昭和天天海豚发来短信询问进展。另外一直有一个四五十岁的警察在卷帘门边上站着,直到卷帘门落下为止。他应是专门看我们的。

15点之前,探视的家属基本走光了。卷帘门落下之后,又有一两个家属从里面出来。后来还有人进出,但都像是监狱工作人员。15点45分左右,卷帘门再次升起,刘霞从里面出来。我们四人举起双臂欢呼,王仲夏高兴地跑过去拥抱了一下刘霞。跟着刘霞从监狱出来的五六个警察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离去。


刘霞很高兴,说她在里面跟晓波见了一个小时,此前近一个小时都是警察教训她,她被迫写了保证书不再照相。她说晓波在里面还好,不用大家担心。其实我知道“不用担心”是什么意思,因为这话我坐牢时也跟父母说过好多次,而实际上我向父母隐瞒了很多事。

我们直奔锦州南站买了当晚18点52分的D8次列车车票后,再次回城并路过监狱。这时我突然想起90年代一首歌里的歌词,是郭富城唱的《我要给你全部的爱》里的第一句:“不知不觉来到你的门前”。这句歌词对我们几个确实适合。仅这第二天,我们路过这个地方就不止3次。而这首歌的题目,正好送给刘霞和晓波。

在中午吃饭的蛟河农家菜饭馆旁边那家山寨避风塘里,我们喝了会儿饮料,照了几张相。18点我们起身,经过锦州监狱再次回到锦州南站。在路过写有“辽宁省锦州监狱”字样的石柱时,我们齐说再见,我们还会来的。是的,哪怕晓波出狱了,我们也要回这里故地重游。锦州监狱,再见。

在火车站进站,行李安检后,一个值班铁路警察让我们把身份证给旁边小屋子里的一个人。我们把身份证递过去那人放在一个机器上扫了一下完事。那个值班警察还说昨天见过王仲夏和刘霞。上了二楼候车大厅,我观察了两次,发现进站旅客中有的人被要求查身份证有的人则不用。我问两个候车的乘客,他们说以前有时候也这样,可能是抽查吧。

上车后我跟刘霞坐在一起,我说即使你不写保证书监狱也不敢停止探视。刘霞说没什么,写就写吧。其实我们几个人在刘霞跟晓波会见时分析过了,认为锦州监狱真不敢。但看来只要能见到晓波,刘霞真是什么都不顾了。当天晚上王仲夏在推特上说:“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我认同这句话,并把它作为这篇纪行的题记。

附:我签署《零八宪章》的经过

2010年7月6日下午,在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当地警察问我是否知道“零八宪章文化衫”是谁弄的,我说不知道。

自2008年12月8日以来,我跟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的警察接触过几次,从未有人跟我提过“零八宪章”四个字。既然锦州市公安局的警察问我是否知道“零八宪章文化衫”的事,那么我就有了兴趣了解什么是“零八宪章”。回家后我在网上google了一下,好家伙,关于“零八宪章”的条目高达1,180,000条。我找到《零八宪章》全文,读毕,决定签名。于是,2010年7月8日16时41分,我给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和xianzhang2008@aol.com去了个Email,表明我要签署《零八宪章》。48分钟后的17时29分,我接到回信:

“谢谢支持!如可使用翻墙软件,敬请留意宪章网站和论坛

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http://taolun.info/

签名小组”

就这样,我签署了《零八宪章》。

2010年7月8日至11日,北京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7月15日

【王金波注:《中国人权双周刊》发表时有删节。此处是未删节版,叙事较为罗嗦。】


2010-07-04

雷火丰:维权人士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原以为2010年的政治气氛不会像之前两年那么紧张,因为2008年是奥运年,而2009年则是各种重要政治日期的汇聚年。2010年虽然有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但其政治敏感度并不算很高,除开幕之初和上海当地会受到中共当局的重视之外,其它时候和其它地方并不觉得太重要。

6月13日,中共公安部突然宣布将进行为期七个月的严打,从公安部官方网站发布的新闻看,此次严打的矛头主要对准7种犯罪,暴力犯罪首当其中,不过,在罗列了7种犯罪行为时,结尾的“等”字让人产生很多联想。公安部要严打,何不将所有需要严打的犯罪行为一一列举?一个“等”字明显暗藏着玄机。很多维权人士一开始就猜测,此次严打很可能会将他们纳入打击范围,只是,官方的公开报道不方便提及而已。

果不其然,在公安部部署严打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14日晚上,北京女律师倪玉兰便被警方拘押,随后几天,维权人士苏雨桐、刘德军,维权律师李和平、黎雄兵、李方平等多人均遭到警方的骚扰。其中,多人被警方软禁,刘德军甚至还遭到警方戴黑头套殴打。北京是一国之都,政治敏感程度远比其它地方要高,看到此情此景,其它地方的维权人士并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打击维权人士是此次严打的重点。

回首上世纪90年代的历次严打,虽然制造出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但是,在震慑犯罪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当时,各地的黑社会势力虽然已经开始成长,但和官方的勾结并不算太深,那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官匪一家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公安部宣布严打后,国内便有评论人士认为此次严打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多黑社会成员将毫发无损,等严打期过后,一切照常。

众所周知,在拆迁、征地、计划生育、城市管理方面,地方官员喜欢利用黑社会对付利益受侵害的民众,而在房地产开发等领域,黑社会则通过官员获得项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镇一级的基层政府基本上都已经被黑社会所绑架,两者成为了利益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帮拆迁户、失地农民维权的时候,很多维权人士都感受到了官方和黑社会的冲击力。

此次严打已经开始了半个多月,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在打击黑社会方面硕果累累;但是在打击维权人士方面却“成绩”不俗。继上述在北京的维权人士受到打击之外,6月28日,民主人士胡石根也遭到北京警方约谈,警察在和他见面时,明确警告他不得和受关注的人士来往。

打击维权人士并不止于北京一地,在胡石根被约谈的同一天下午,四川遂宁维权人士刘贤斌被警方带走,家被查抄,晚上即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此前,刘贤斌已经有过两次坐牢的经历。为了调查刘贤斌,获取刘贤斌的所谓“罪证”,当地警方不仅仅要其妻子到公安局接受询问,而且还到学校对其女儿进行调查。遂宁警方连一个小女孩子都要威胁,可见,这些办案人员的道德品质和办案素质有多么糟糕。

四川维权人士陈卫原是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后来又与胡石根共组自由民主党,先后两次被判刑7年半,他也是刘贤斌的好朋友。刘贤斌被拘留以后两天,陈卫也遭到遂宁警方的传讯。警方要求陈卫不要关注刘贤斌的事情,不要与刘贤斌的众多追随者联系,不要在境外媒体发布反动言论。可见,中共当局在处理维权人士的时候,早已经习惯了暗箱操作,所以,在抓捕刘贤斌以后,不希望其他维权人士介入。陈卫在面对警方的时候并没有被吓到,而是显得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当即对警方的要求表示拒绝。

刘贤斌被拘留以后,网友在网上迅速建立了数个关注刘贤斌的专题会话组,商讨具体的营救措施。除网络上的关注行动之外,现实生活中,许多网友都赶往遂宁,代理律师也已经在6月30日前往公安局办理会见刘贤斌的手续。如此密集迅速的营救活动使当局坐立不安,除了传讯陈卫之外,遂宁警方还在7月1日上午对《零八宪章》签署人银夏进行了传讯,传讯目的同样也是希望银夏不要参与声援刘贤斌的活动。

截止7月1日晚间,关注刘贤斌的各界人士已有数千人,签名加入“刘贤斌公民关注团”的人数也已经达到340人之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数字还会继续上升。恐吓是中共当局对付维权人士的方式之一,虽然多名关注刘贤斌的维权人士被警方恐吓,但营救刘贤斌的行动却照样进行,而且声势越来越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在公民意识已经深深驻足于很多人心中的今天,即使遂宁警方再凶恶,也难阻他人对刘贤斌的关注。

在维权人士当中,女性相对比较安全,但是,河北香河维权人士李金芳却在近段时间倍感压力,在几天前,她还因为被房东要求提前搬家,虽然不清楚这背后的具体原因,但最为可能的是,房东受到了警方的压力才不得已而为之。刚搬进新的出租屋没几天,在7月1日下午,李金芳正在上网时,突然涌进十几个人,其中就包括几名当地派出所的警察。警方对李金芳的家进行了查抄,根据刘莎莎在推特上所发布的消息推算,查抄进行到下午6点半左右才结束,李金芳和她女儿均被警方带走。

李金芳系中国著名民运人士秦永敏的妻子,长期关注国内的维权活动,致力于推进中国人权改善和政治民主化。在平时的生活中,李金芳一向是遵纪守法,没有任何违法举动,正是这样一位善良和正直的女性,却被中共当局视为异类加以打压,足可见得这个统治集团有多么的无法无天和泯灭人性。

从北京警方拘留维权律师倪玉兰到四川遂宁警方拘留维权人士刘贤斌,再到查抄河北维权人士李金芳,足可见得中共公安部的此次严打行动已经把维权人士暗定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当下,维权人士所面对的是更为恶劣的政治环境和更为严峻的维权形势。不难预料的是,在这之后,还会有其他维权人士会遭到当局的打压。

李金芳被传讯后,李海、刘沙沙、赵常青、王金波等8位维权人士均勇敢地前往她家,准备对其进行声援,再现了刘贤斌被拘后的悲壮景象。在中共当局严打维权人士的情况下,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出来,积极地声援遭受迫害的维权人士。

《民主中国》2010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