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11

王金波:不畏强权敢说真话的杰出女性李金芳——独立中文笔会第12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十几天前,俄国十月政变一百周年,一些国家举行了纪念活动。在十月政变的发源地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落成揭幕,以纪念在苏联时代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们。在中国,源于俄国十月政变的红色政权似乎风头正劲,目前看起来谈不上为林昭这种政治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更不用说建立纪念碑——不过,在终将到来的这一天之前,林昭已被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作为记忆和纪念的对象。独立中文笔会林昭纪念奖,就是为纪念林昭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反抗极权、争取光明的光辉典范而设立的一个奖项。今天,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布,独立中文笔会第12届林昭纪念奖,颁给林昭精神的优秀传承者——李金芳女士。

李金芳,女,独立作家,维权人士。1965年出生于毗邻北京的河北香河。2012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现任独立中文笔会国内司库、女作家委员会委员,《民主中国》网刊专栏作家。曾任维权网编辑、信息员。

上世纪80年代末,李金芳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写作班学习函授课程期间,目睹和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李金芳随后与偶然结识的因参与70年代末“民主墙运动”而坐牢八年出狱不久的秦永敏结婚。婚后二人育有一女。1997年两人离婚后,李金芳携女儿返回河北家乡生活,并拒绝警察的威胁要其写“保证书”“承诺书”不再与秦永敏和他的朋友们往来。因为曾经与秦永敏的关系,李金芳和女儿成为当局株连、打压的目标,母女俩多次流离失所,平均一年被迫搬家一次,最严重的一次在一天之内搬家三次,女儿曾两度失学、七次转学。李金芳先后做过记者、广告公司职员、家政服务、服装买卖、快餐经营等几十个职业。2008年经朋友介绍结识张祖桦先生,逐渐成为张祖桦先生的得力助手,从事维权网编辑、信息员和国内联络事务至2014年,撰写千余篇维权报道,真实地记录了时代,也为良心犯救援做了大量义务工作。自2007年从事自由写作,十年间发表十余万字散文、政论等作品,散见于《民主中国》、《民主论坛》、《公民议报》、《自由圣火》等网站。

李金芳原本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女性,因与秦永敏曾经的婚姻,改变了其一生的生活轨迹。在一个谎言盛行的“盛世”,她坚持自我坚守初心,敢于说真话,勇于反抗对其本人和其他人基本权利的践踏,在遭遇强权打压和面对社会不公时,表现出一个知识女性的正直、勇气和坚强。她由一名因受株连而不断遭当局打压、骚扰的政治犯难属,成长为独立作家和人权工作者,用笔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历史和传奇人物,向更多的专制政治的受害者主动伸出援手,体现出人性的光辉,是林昭精神的传承。因此,独立中文笔会郑重授予李金芳女士​第12届​林昭纪念奖。

(执笔: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王金波)​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December 15, 2017

(注:写于2017年11月11日)

2017-11-06

王金波:双重噩耗,无以复加


顺时针:刘晓波、莫之许、李海、刘荻、王金波、薛野、江棋生、高洪明(杨宽兴摄影)

我跟刘晓波第一次见面是在2007年7月,他和一些朋友为刚出狱的高洪明接风。那次聚餐一共有九人,还有江棋生、李海、杨宽兴、莫之许、薛野、刘荻。吃饭期间杨宽兴给我们八人拍了些照片,留下我跟刘晓波的唯一一张合影。后来我跟刘晓波又见过几次,不过不多,总共大约五次。其中一次见面是2008年2月23日,我在万圣书园听阿城讲座,讲座结束后刘晓波、杨宽兴、温克坚也到了,而且正好碰到从英国来的马建。最后一次联系是2008年11月10日,我在skype上请他帮我修改一篇文章,两天后我返回山东老家陪护父亲看病,12月底回北京时他已被抓。

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有三个月的时间我跟刘晓波有着较为频繁的联系,经常在skype上留言和语音。这段时间的交往,让我深切感受到刘晓波在跟别人接触时那种深入骨髓的人格平等意识,明白了他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圈子有好朋友。而且,我亲眼看到他为刚入狱的胡佳联系签名呼吁,为城乡户籍二元制下受歧视的“农民工”呼吁,为“三一四事件”后遭受严厉打压的藏人呼吁。2008年3月29日我被北京的市局、分局、派出所三级警方联合传唤后,被迫减少了跟刘晓波的接触。但我没感到刘晓波因此对我不满和疏远,相反,他还积极帮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资助,并明确对我说:“这个钱就是给你这种人的,你获得这个资助天经地义。”

我跟刘霞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饭局,她和刘晓波都在。此后我跟她联系很少。2010年2月我开始跟刘霞接触较多,直到8个月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其中感受最深的近距离观察刘晓波刘霞的爱情,是我和刘荻、莫之许、王仲夏陪刘霞去锦州探监那次,以至于我在记录这次探监经历的文章的开头把王仲夏的感叹作为题记:“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

我和妻子2008年领结婚证,2009年婚礼先后在我老家和她老家举行,惟独没在我们平时生活的城市北京举行。其实我原有在北京举行婚礼的计划,并打算请刘晓波主持。2010年我和刘霞说起这个遗憾,刘霞说等将来刘晓波出来了再补上吧。

2010年10月6日,刘霞跟我单独见了一面,谈及两天后的诺贝尔和平奖。她说,不管能否得奖,都可能会有记者采访,如果她能见到记者,当然好办,如果她无法见到记者,最好有人代她出面表达对记者的感谢。她让我回家想想谁合适。晚上回家后,我左思右想找不到合适人选,因为我跟他们夫妇接触有限,对他们的人际交往圈子不熟。后来在推特上看到莫之许准备从四川飞回北京,就向刘霞推荐莫之许。刘霞同意了。于是我约莫之许次日见面。7日晚上,刚飞回北京的莫之许跟我见面,我把情况告诉他,他非常高兴,和我约好次日下午在刘霞家小区门前见面。

2010年10月8日下午,我和莫之许、刘荻、李海、王仲夏、杜冠宇、张贾龙等人在玉渊潭南路9号院门口见证了那个历史性时刻。当天晚上刘霞与外界失去联系。10月10日我发表《感动与激励——写在晓波获奖之后》。晚上刘霞的推特账号开始发言。全世界都在关注刘霞的动向,所以大家都在猜这是她本人发的还是被盗号了。我想办法跟刘霞直接通话,证实是她本人发的,并代她公布刘晓波对获奖的反应:“晓波对霞姐说,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晓波哭了。”

我跟刘霞的直接联系持续到10月18日,此后完全中断。

我史无前例地被上岗,持续了62天。随着颁奖典礼的临近,对我妻子的监控也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仅仅因她曾出国留学并一直持有有效护照。

2012年12月6日美联社报道对刘霞的突击采访,刘霞那委屈哭泣的镜头深深定格在了我的脑海。几天后分局国保找我,我说现在已经证实刘霞一直被你们非法拘禁,你们没法否认了吧?国保说你怎么知道那个报道是真的?我说这好办,你带我去刘霞家看看如何?国保不接我话茬。

2012年12月28日晚上,在为刘晓波57岁生日而举行的聚餐之后,我和徐友渔、郝建、胡佳、刘荻等人去了刘霞家。远远看到刘霞在窗口,我喊道:“霞姐,我是王金波!”刘霞高兴而又有节制地做了回应。徐友渔等人突破保安防线冲了上去,我则留下缠住保安,直到徐友渔等人下来。虽然我没上楼见到刘霞,不过不后悔。这是继22天之前美联社记者突访刘霞之后的一个新突破。现在想来,那晚的行动很刺激,因为事先没想到那么做。至今,一听到河南话,那个保安惊慌失措地摇着头、无知而又露怯地声称“刘霞?不行不行”的视觉和听觉的双重记忆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和耳畔。

2014年初刘霞的电话开通以后,我跟她又可以直接联系了。这年11月我回山东老家陪护父亲看病,此后有段时间没给刘霞打电话。有次有事给她打电话,她问:“你回老家陪你父亲住院了?”我说是。后来听说她父亲也病重,于是每次打电话都彼此问“你父亲怎样了”。不过我给她打电话次数并不多,尤其是去年4月1日她的生日以后,直到今年4月她母亲去世后才打电话安慰她几句,并告诉她我还在老家陪护父亲。

今年6月26日,我父亲去世前三个小时,刘晓波患癌的消息震惊全世界,我的电话、微信不断接到问询。那三个小时,我的心情之复杂,至今无法描述,恐怕永远也无法描述,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体会。

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永远离开了我们。刘晓波的“头七”,恰是我父亲的“五七”(注)。我父亲的“百日”是今年中秋节,刘晓波的父亲刘伶则于2011年中秋节去世。

很多人为刘晓波流了泪。不过,我没为刘晓波流泪。这是因为,我不可能单独想起刘晓波的去世。刘晓波的患癌和去世,与我父亲的去世,对我来说,已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我已麻木,无以复加。

注:在我老家,人死后初期的祭奠仪式(上坟)只有“三日”(死后第三天出殡)、“五七”(不是第35天,而是根据死者子女情况、阳宫日和天干地支计算,通常为第20天左右到30多天不等。而且,这个日子通常有两三个,家人可任选其一)、“百日”(第一百天)等,很多地方非常重视的“头七”、“尾七”在我老家是不存在的。我父亲的“五七”有两个日子,6月29日我选了靠前的那个。

2017年11月3日-6日于北京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15/2017


2017-10-25

王金波:习近平为五年后不退休做好了安排

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构成,为如下判断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习近平不打算五年后退休。

首先,本届没有如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一样提前安排明显的接班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时代,比江泽民小16岁的胡锦涛提前十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胡锦涛时代,分别比胡锦涛小11岁和13岁的习近平、李克强提前五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今年换届,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年龄最小的赵乐际只比习近平小不到四岁,不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也就是说,在政治局常委会层面,没有安排习近平的接班人。

那么,实行已久的“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在这里面起了什么作用?

1997年中共十五大,江泽民为逼迫时年73岁的乔石退休,提出一个关于年龄限制的非正式规定:年满70岁不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但党的“核心”不受此限制。这一非正式规定得到中共高层认可。五年后的中共十六大,为逼迫时年68岁的李瑞环退休,江泽民将这一年龄限制的门槛降低到68岁,这就是所谓的“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凡换届的那一年已满68岁的,不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而67岁或年龄更小的则可以进入新一届政治局。此后至今,“八下”一直严格遵守,无人例外。但“七上”,则有两次例外。第一次是2002年换届时已担任三届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虽然只有66岁,但未再进入十六届政治局,而是在次年开始担任一届人大副委员长后退休。第二次例外则是今年换届,三人未满68岁却未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李源潮(67岁)、刘奇葆(64岁)、张春贤(64岁)。其中刘奇葆、张春贤保留中央委员,而李源潮连中央委员都未保留。

此外,“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在政治局门槛实行的同时,也一届比一届更加严格地适用于其他“副国级”门槛:军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因此,上届书记处书记杨晶(64岁)本届连中央委员都没保住就属于例外。

因此,“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如果这样解释,就能涵盖以上例外情况:“八”是“下”的充分条件,“七”是“上”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解释,更有利于习近平有借口让自己的年轻亲信上位。所以,五年后“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废除的可能性不大。

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现任政治局常委七人中将有三人超过68岁:栗战书(72岁)、习近平(69岁)、韩正(68岁),另外4人:李克强、汪洋、王沪宁均为67岁,赵乐际65岁。其中习近平作为“核心”不受“七上八下”限制。所以,只有栗战书、韩正退休,其他四人可以再干一届、且只有一届。而这恐怕才是习近平的目的:2022年指定接班人,2027年全换新人。

五年后的2022年,现在的七个政治局常委兼任的职务,将出现如下情况:

习近平、李克强因已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总理两届,均不能续任。

栗战书的人大委员长和韩正的第一副总理也空出。

这样,在不修改宪法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这样安排:

习近平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保留总书记(或改为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安委主席。

李克强接任一届国家主席。

汪洋接任一届国务院总理。

王沪宁接任一届人大委员长。

赵乐际接任一届全国政协主席。

增补两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

这样,十年后的2027年,74岁的习近平可以正式退休,也可以再留任一届党和军队的一把手。

如果对宪法做出修改,比如国家主席连任次数增加,或者改为总统制,这样将增加政治风险,从而降低可能性。

因此,以上推测以假定中国不出现大的政局变动为前提。

2017年10月25日于山东莒南

《纵览中国》2017年10月25日



2017-07-06

王金波: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2017年6月26日纪事

2017年6月26日,农历六月初三,是我心力交瘁,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我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我最欣赏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癌症晚期的消息被媒体披露。

2017年6月26日凌晨,父亲每隔一会儿就喊叫一次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天亮后父亲终于安静下来,母亲见缝插针回自己屋里休息。妹妹来了,和父亲打招呼,父亲说了三个字,重复几遍我和妹妹还是没听懂。父亲睡了。母亲吃完饭继续睡。妹妹悄悄收拾房子。我睡了一小觉,感觉烧已退,起床在父亲门口看到父亲仍在熟睡,就陪妹妹收拾。后来妹妹做午饭。母亲起床后去父亲屋里,突然惊慌失措喊我们进去,这才看到父亲睡觉的状态不对,对我们的呼喊没有反应。11点58分打120,120来接我们去县医院,路上我通知了两个堂哥。到了县医院急救门诊,重症监护室一个医生检查后说,父亲只剩几个小时的时间了。我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好不容易在刚刚离开4天的肿瘤科找到床位。医生几次让我离开病房办各种手续。一次我回到父亲床前,大家说刚才二哥喊三叔,父亲睁眼看了看应了一声。于是我喊父亲,父亲睁眼看了看我,但没应声。问他是否喝水,他点头。我下楼给他买了瓶冰糖雪梨饮料,插上塑料吸管,他喝了两口,示意不再喝。大家觉得他的危险不再很大,应该还能活几天,纷纷松了口气。我和母亲、妹妹回到家里吃饭,带上尿壶、卫生纸等物品,往医院赶。

15点02分,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我瞥了眼放在副驾驶座上的手机,静音的屏幕显示来了电话,一看是+0196开头的国际长途,心想又是骗子,接通后立即挂断。这时看到微信有新消息,从不在微信跟我沟通的吴乐宝的两句留言:“刘晓波什么情况”“确认么”。我莫名其妙,回了句:“不知道啊”。绿灯亮了,我放下手机集中精力开车。到了医院,父亲在熟睡。我赶快拿出手机,竟然得知刘晓波肝癌晚期!我傻了。同时发现几个+0196开头的未接电话,一个香港未接电话。15点39分,一个未显示号码的电话打来,我接了,一个香港记者问我有没有刘晓波的消息,我如实相告一无所知,他问我找谁,我说去找莫少平律师和尚宝军律师吧。我给尚宝军律师打电话,占线。15点41分,我给刘霞连打两次电话无人接。打刘霞母亲家电话,提示是空号。再打尚宝军律师,还占线。再打刘霞电话,无人接。我还有刘晖的电话,从未打过,甚至刘晖未必知道我是谁。想了想,还是打了过去。刘晖接了电话,我问你是刘晖吧,他说是,我说我是霞姐的朋友,晓波现在啥情况。刘晖在电话里连说听不清,让我等会儿换个位置。过了几秒钟,他还是说听不清,我听他也不是很清,他说等他方便了给我回电话,就挂了。微信和Whatsapp也不断有人问我情况,我实在很无奈。

我回到病房。父亲无神地睁着双眼,监护仪显示血压只有71/31,医生说赶快做好最后准备,最好趁停止呼吸前穿好衣服。撤掉监护仪和静脉注射,只保留氧气。脱下原来的衣服,热毛巾全身擦洗一遍,穿好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呼吸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医生还是隔一会儿找我一趟。最后一次我回到病房,父亲已停止呼吸,二哥说时间是17点56分。我顿时泪如泉涌。

父亲王秀玉,生于1949年11月29日(农历十月初十),初中毕业适逢文革,下学回家务农,1970年起在本村小学和联合中学当民办教师,1996年转正为公办教师,此前取得曲阜师范大学专科文凭,职称是中教一级。2008年9月在莒南县医院误诊为良性肿瘤,11月在临沂市肿瘤医院确诊为直肠癌晚期肝转移并做手术。手术很成功,我一直陪护到12月下旬出院。后经介入治疗和化疗,到2009年夏病灶消失。2011年9月肝部再次发现病灶,切除后经介入治疗和化疗,病灶再次消失。2014年11月和12月,先后发现病灶扩散到肺部和胸骨。此后,经过四十多次住院,包括在亲友的帮助下使用靶向药爱必妥(西妥昔单抗),父亲的病情还是恶化了。今年5月中旬我因事短暂回北京住了十多天后于5月26日回到老家,27日陪父亲去县医院例行注射唑来膦酸(每三到四周一次,已持续两年多),父亲两腿行走接近正常。28日父亲两腿无力需要搀扶才能站立和行走。我们以为这是前一天爬楼梯累的。此后一天比一天严重,31日已完全不能站立,送进医院。6月1日CT和血检查结果显示,癌胚抗原指数已达300多(此前最高不到40),病灶已扩散到肋骨、腰椎和髂骨,其中左骨盆已被肿瘤穿透,下肢完全瘫痪。医生说除了放疗没有其他办法。父亲决定放弃治疗。2日,一个医生和同病房两个病号的家属都说放疗有效果,从未做过放疗的父亲决定试试。周末两天放疗中心休息。5日开始,连续放疗5天,父亲感觉病情加重,决定停止放疗,也即放弃治疗,只用常规药。21日晚,因病情稳定,父亲决定出院。22日回到父母家中(去年11月起住在我妹妹家),我从车上抱起父亲走进他的卧室放到床上,父亲第一句话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回这个家。”当晚父亲多次喊疼,我和母亲几乎没睡。23日父亲喊疼次数减少。24日我感觉不适,当晚腹泻并盖棉被睡觉,25日下午去县医院检查确诊肺炎,回家测体温38.8度。当晚我早早躺下,迷迷糊糊听到父亲多次喊叫,我也多次被吵醒并过去帮他活动了几次腿。

从2014年11月到2016年10月,我陪父亲在临沂市肿瘤医院住院近三十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有一种我们父子俩在医院相依为命的感觉——当然,主要是父亲依赖我。只要身体允许,父亲就跟我到医院餐厅一起吃饭,偶尔到外面的小饭店吃小笼包或喝羊肉汤。虽然吃的不是多好的饭菜,但每当看到父亲吃饱饭心满意足的样子,我总有一种幸福的满足感。

2009年我在老家举行婚礼,身体虚弱的父亲全程参加并讲话。幼年丧父的三表哥一曲崔京浩的《父亲》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把这首歌下载到手机,经常听,尤其是2014年11月以后每次听这首歌总会伤感,甚至偶有流泪。

1989年“六四”镇压后,父亲责备正上高中的我,“如果你也上大学,肯定冲在前面。”连党员都不是的父亲并非支持当局,他只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从来都远离而已。因此,1998年我参加民运之初,父亲并不支持,甚至一度试图逼我离开民运。此时他对我的关心,仅是出于父子之间的亲情。2001年我入狱后,父亲却逐渐改变态度,开始支持我。后来跟别人偶尔聊起腐败等政治问题,他一针见血指出,腐败的根源在一党专制。

2002年我到位于济南东郊的山东省监狱服刑,父亲拖着一条病腿来回奔波,尤其是他下了汽车用扁担挑着电脑送到监狱的情景,虽然我没亲眼所见,但能想像那是何等令人动容的一幕——父亲的心中,既有凄惨,也仍旧充满了希望……

父亲瘫痪后,我多次抱他上下床。有次我问他,我小时候你抱我,现在你老了我抱你,你觉得这有什么区别?父亲沉吟几分钟说:“你小时候我抱你那是抱的希望,现在你抱我抱的是绝望……”我鼻子一酸……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被抓时,我在老家陪护刚确诊癌症晚期的父亲住院。这次媒体报道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当天,我父亲离世。这样的巧合,实在让人无语。

我和妻子2008年11月在父亲手术前一天领结婚证,2009年婚礼先后在我老家和她老家举行,惟独没在我们平时生活的城市北京举行。其实我原有在北京举行婚礼的计划,并打算请刘晓波主持。2010年有次和刘霞说起这个遗憾,刘霞说等以后晓波出来了再补上吧。可是,还有以后吗?

2014年11月我回老家陪护父亲,此后有段时间没给刘霞打电话。有次有事给她打电话,她问:“你回老家陪你父亲住院了?”我说是。后来听说她父亲也病重,于是每次打电话都彼此问“你父亲怎样了”。不过我给她打电话次数并不多,尤其是最近一年多,直到她母亲去世后才打电话安慰了她几句,并告诉她我还在老家陪护父亲。现在,已经不用问她父母了,需要问的,已经变成晓波,可是我却没办法给刘霞打通电话了。

作为癌症长期患者的亲属,对病人及亲属受到的折磨,我有着切肤的感受。刘霞刚刚经历父母患病并离世的煎熬,如今又轮到了她心爱的晓波,她的那颗心如何承受?

晓波此种遭遇,出乎几乎所有亲朋好友意料之外,因为大家想的都是晓波出狱后如何如何。靶向药可以延长几个月的寿命,但也仅此而已,那些比例极低的更加成功的特例可遇不可求。

父亲停止呼吸后,根据医生要求,我们立即把他的遗体推进很少开门的太平间。太平间三张床,冲着门的一张放着父亲的遗体,从头到脚用毯子和毛巾被盖着。

晚上,我拿了两瓶啤酒,在太平间门外和妹妹一起给父亲守灵。我先喝了一瓶啤酒。一会儿跟妹妹说说话,一会儿在周围来回踱步,一会儿走到父亲遗体边愣愣地看着。

明天,父亲就要火化了,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马上就零点了,我打开第二瓶啤酒,扬起脖子,眼睛空洞地盯着苍穹,把啤酒灌进喉咙。

2017年7月2日初稿,7月6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明报》2017年7月12日发表时标题改为“父亲走了 在知道刘晓波患癌的那一天”


2017-03-01

何德普等:“工龄归零受害群体”吁请质询政府——150余公民建议未获答复《致人大代表书》

全国人大各位代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依据早已过时的(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及其衍生出台的劳办发1995年104号复函,野蛮剥夺劳动者“视同缴费工龄”权益,非法侵吞公民合法财产,已致使大量被劳教劳改、开除、辞退、自行离职等职工,晚年因“工龄归零”,无法享受自己劳动积累的养老金与医保待遇,陷于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绝境,造成一个涉及千家万户的“‘工龄归零’受害群体”。

当年中国,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劳资制度。国企职工工资收入,仅是自己劳动所得中很少一部分,大头被以国家名义截流,由政府承诺其中的一部分用于职工退休福利。这意味着劳动者已用工作年限积累的劳动收入,给自己退休养老待遇买过单,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合法收入”部分。因此政府职能部门不能用行政手段设置“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条件限制,非法剥夺公民养老权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非法剥夺“视同缴费工龄”,拒绝付出劳动者已经积蓄在国库里的养老金,如同国家银行拒绝向储户还本付息一样性质恶劣。

改革开放35年后的中国,人社部至今基于部门利益,权力任性,非法妄为,置国家《宪法》、《劳动法》、《保险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而不顾,把众多曾为国家付出劳动贡献的老人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使之根本“无轨”进入正常退休通道。这种比“退休双轨制”更不平等的非人道剥夺,绝不仅仅是“待遇差”的问题,而是众多老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待遇的问题。这正是当今中国法制极其荒唐,各级政府极不负责,涉及面极其广泛,后果极其严重,也更为急迫的民生问题。这是对李克强总理所说的“生命是平等的。无论是城镇居民、职工还是农民,人人都应享有医保”承诺的巨大讽刺。此问题迟迟不得解决,已成为政府之耻,众矢之的,导致全国理论界、法律界都对此多次发出呼吁,网上舆论要求废除“工龄归零”政策声浪不断。

一个政府拒绝对公民的养老责任,注定要被世界公论所唾弃,更何况是对已为养老买过单的老人进行经济掠夺、待遇歧视。前年,全国人大代表在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已经提出第5356号建议,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对内务部第740号复函等不法过时规章制度进行系统清理,废止“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条件限制。而人社部却以(人社建字〔2015〕136号)答复敷衍,至今坚持不改。

为此,我们来自海内外社会各界150余人(包括工人、农民、商人、自由职业者,有教授、博士、律师、学者、诗人、记者、媒体人)共同签名,于2016年9月1日,用挂号信的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提请人大审查废除([59]内人事福第740号函)公民建议书》正式文本,意在推动立法机关的违宪违法审查撤销活动,并要求人大法工委依法给予书面答复。2016年10月20 日,我们又向国务院法制办发出《公民建议书》,请求其自查自废上述违法过期文件,并给以书面答复。但此两份《建议书》至今均未有任何信息回复。全国人大权力机关与政府,对把众多老人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涉及民计民生大是大非问题,如此麻木不仁,冷漠不理,何谈社会公平正义?

当此全国人大十二届五次会议召开之际,我们吁请各位人大代表牢记《人民日报》客户端对两会代表、委员的提醒:“你的不称职,意味着人民的缺席;你的失语,意味着人民的沉默——质询政府请动真格!”履行以下参政议政,为民代言之职:

一、督促全国人大职能部门带头执行自己的立法,尽快对《提请人大审查废除([59]内人事福第740号函)公民建议书》给予书面意见反馈,并依法公之于众。

二、质询国务院法制办未能自查撤销违法过期文件,和不予《公民建议书》答复的渎职行为。

三、追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人大代表第5356号建议,口是心非,至今坚持“工龄归零”处罚之责;并质询其非法剥夺公民养老权益是谁授权?在全国范围内侵吞了多少本应付出的退休金与医保费用?这些天文数的资金额度有多少?去向哪里?有否审计?何时公开?

最后,我们吁请社会各媒体予以高度关注,切实履行舆论监督之职。

2017年3月1日

附:
提请人大审查废除([59]内人事福第740号函)公民建议书
(精简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59年6月19日,原内务部《关于工作人员曾受过开除、劳动教养、刑事处分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59]内人事福第740号),答复有关“受过开除处分或者刑事处分的,应当从重新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工作年限”的意见,至今仍是人社部门剥夺此类劳动者已经积蓄在国库里的养老金与医保待遇的非法处罚政依据。

为此,建议人依据《立法法》第九十七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第九十九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这个怪胎时代产生的信件性质的个案答复,严格地讲连部门规章都谈不上,但国务院不仅未履行废除之职,反而默认其被当作行政法规,在全国各地非经任何授权,未有任何程序,就对行政相对人进行普遍性的巨额财产处罚,把众多曾为国家付出劳动贡献的老人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使他们陷于老无所养、老无所医绝境。为此,我们作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致函,提请审查[59]内人事福第740号信函,及其衍生文件的非法违宪性质,并要求予以撤销的建议。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职能机构,依法尽快给予书面答复。

建议人:
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李海、刘京生、陈斌、王明、王钦德、牟孝柏、陈增祥、李协麟、卢树义、史晓东、张海、张本先、朱继金、孙文广、秦志刚、车宏年、邵凌才、巩磊、张世军、郭全芳、于新永、韩卫生、张忠顺、张恩广、张恩民、王江峰、厉广强、刘济潍、张铭山、王金波、王展、庹克忠、胡成、刘亚旋、吴玉琴、廖双元、申有连、浦浚源、王新红、吴高兴、吕亚锋、鲁滨、李华刚、陈新浩、秦林山、张汝隽、马粮纲、张有为、徐高金、牟文伟、王玉民、赵广军、苏和、任协华、何兵、杨林、扬明玉、褚庆界、殷会龙、黄承彬、李向东、张铭璇、祝正明、戚惠民、郑云、谢文凯、毕康、严正学、齐志勇、王小宁、赵常青、侯文豹、刘鹏飞、张廷夫、朱欣欣、杜导斌、罗茜、刘二安、王新旻、独光达、师涛、傅权、殷蔚鸿、范燕琼、罗开文、李硕、曾宁、莫建刚、赵芳祥、王茂林、张爱国、王音、牛天民、黄诚斌、周国强、张德利、刘春荣、鹿钦林、王意深、沈建明、刘涛、沈脉、黄燕明、林大刚、吕千荣、贾一群、梁海怡、饶文蔚、安欣、盛晓明、王再旺、徐东璞、刘栋、鲁扬、徐永海、周阿根、刘光策、殷允涛、杨勤恒、张建力、刘雪飞、张重发、高祥明、秦勇、赵国琪、管延风、韦智坚、任铭、李平、郭庆军

海外华人联署签名:
滕彪、任畹町、杨建利、盛雪、徐文立、夏业良、陈立群、薛超清、相林、孙宝强、王龙蒙、孙立勇、宋书元、孙维先、张淑凤、李毓、王嘉辉

发起人:
牟传珩 13698698102
姜福祯 13573820148
张霄旭 18661637606
姜春元 13854272875

2016年9月1日

(作者惠寄)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7年03月03日

2017-01-23

王金波:中国民主转型的拐点何时来临?

2017年新年伊始,对于关注中国政治转型的人们来说,有两件全局性的大事。

一件是,在巨大的争议声中,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了。海内外的中国民间异议维权人士,对川普的支持和反对都有。有的观点认为川普敢于对中国说不,比如任命对华鹰派负责国际贸易,对台政策有变化,等等,因此将对中国日益强化的高压统治予以沉重打击,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将会提前。有的观点认为川普将在国际上孤立美国自身,对国际事务减少关注,因此将导致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恶化和国际事务发言权的扩大;而且川普的总统就职演说充满民粹煽动意味,使得美国国内的分裂和矛盾激化,不可能有足够精力对付中国的扩张和高压统治的强化,因此将延后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有的观点认为若把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寄托在对川普内心的揣测,就跟一再寄希望于中共新上台的领导人一样,是靠不住的一厢情愿。

另一件事在中国国内。随着中共19大的临近,社会控制力度日益加大,民间异议维权人士面临又一波打压高潮。这次换届关系到是否维持过去20多年最高领导人更迭模式,引发大量关于中国何时变局的猜测和讨论。有人认为,2017年必变。有人认为,三五年。有人认为,十年八年。有人认为,未来会逐步改善,但二三十年后才能完成转型。有人认为,几十年的寒冬刚刚开始,苦日子还在后头。

拐点到来的时间,人们从没停止预测。但我现在无意随波逐流。因为,过去我曾预测过,后来证明错了。

第一个例子是2000年,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现在叫国保支队)副科长张锋和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现在叫国保大队)副科长马宗涛找我谈话。张锋当时35岁左右,有些不屑地说,你争取的那些民主啊、自由啊,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我当即不客气地回答,你看到看不到我不知道,反正我能看到,而且很年轻的时候就能看到。张锋脸色顿时很难看。第二年我被刑事拘留,关在莒南县看守所,有次马宗涛装模作样来看我(他没参加对我的提审),提起一年前我和张锋那次对话,他说他在旁边听到之后强忍住没笑出来,因为那是骂了张锋。仔细想想我那话确实是骂了张锋,不过平心而论我当时没想到骂他,而主要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信念——中国的自由民主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其次,出于对参与民主运动这项正义事业的维护。

另一个例子是我在监狱的时候。我的性格中有无厘头的成分,比如在监狱一见到猫就喊“伟大领袖来了!”“毛主席万岁!”监区长姜守国(现在是山东省监狱的另一块牌子山东省济南生建电机厂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车间让犯人养大狗(藏獒)和小狗,偶尔犯人带小狗到监室,我见到也喊“伟大领袖来了!”“毛主席万岁!”这样几次之后,犯人就不带小狗进监室了。有次一个坐牢十多年的老犯人闲聊时说,放在十年前你要这样,早关禁闭了。我问他,十年之后会怎样?他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十年之后,如果不这样就会关禁闭——话是说得有点过,意思应该明白。

从2000年到现在,过去17年了。2005年出狱,也快12年了。我当年的预言实现了没有?没有。所以,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错在哪里了?

不仅我如此。八九民运的一些亲历者说,1989年下半年,他们当中很多人预测三五年内、一两年内、甚至几个月内共产党就将垮台。他们也预测错了。他们为什么预测错了?

1989年开始的苏东剧变前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预测会在这年年底开始剧变。据说哈维尔在1989年年中还悲观地认为有生之年看不到民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实现,但这年年底他当上了总统。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从权力的巅峰变为一具无人问津的冷冰冰的尸体,罗马尼亚共产党从掌握全部权力到变为非法组织,仅仅用了6天时间。1991年8月苏联守旧派发动的政变有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等最高层官员参加,4个月后苏联就不存在了。所有这一切说明,专制制度的垮台很可能是无法预期的,它的速度之快经常让人目瞪口呆。

所以,那些八九民运的亲历者的预测之所以错了,是有原因的;我预测错了,也是同样的原因。

那么,拐点到底何时来临?

历史是由很多偶然性组成的。一个小小的意外可能就改变大历史。没有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水果摊被没收,就没有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就不会实现民主;由此引发埃及巨变,经过几年的反复,重回军人强权铁腕统治时代。而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民间异议生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那以后,再也没能恢复到2010年的火爆局面,甚至移民潮在民间异议维权界悄然形成,而这对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恐怕更多意味着消解作用。另一个有名的偶然性事件,当属2012年3月18日北京保福寺桥那场著名的法拉利车祸。车祸迅速改变了两股力量正在激烈较量的局面,其中一股力量遭到灭顶之灾,另一股力量则登庙堂之高,甚至有望形成新一代强人,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局面。

因此,对于拐点何时来临的问题,我只能回答:无法预测。我可以预测的是,这个拐点迟早会到来,而且到来的时间在我们的预测之外,也就是在我们没预测到要来的时候突然来了。

为了迎接拐点在不确定的时间点的到来,我们应力所能及做好准备。王力雄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首先找到能确保‘救出人质’的途径,否则如此巨大的中国一旦崩溃,将是世界承受不起的灾难”,“即使中国能顺利开始民主转型,仍要解决是何种民主的问题”,“必须为中国民主提供避免产生川普的方法”。郭建龙在《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中说,“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不管将来中国是以革命还是其他什么形式转型,如果那个时候民间仍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反对派,就将是中国的悲哀。当然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2017年1月21-23日于北京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