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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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波，男，汉族，山东莒南人，1972年10月25日生。

1989年5月19日：在莒南一中读书期间化名给“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写声援信并捐款10元。

1991年9月：进入华东地质学院（现名东华理工大学）应用化学系工业分析专业学习。

1992年3月：任共青团华东地质学院委员会机关刊物《大学时代》编辑室主任。6月：发起成立强国研究会并任首任会长。

1995年8月：进入山东临沂制药厂工作。

1997年8月：因给韩东方写信被临沂市国家安全局传唤。

1998年9月：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

2001年5月：被莒南县公安局以“侮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的罪名行政拘留15天。被临沂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刑事拘留并从莒南县公安局治安拘留所转移到莒南县看守所羁押。6月：被临沂市公安局以同一罪名逮捕。10月：被临沂市检察院以同一罪名提起公诉。12月：被临沂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向山东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

2002年2月：被山东省高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开始在山东省监狱服刑。

2005年5月：刑满获释。

2007年9月：加入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

2010年7月：签署《零八宪章》。

2013年11月：任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

2018年4月：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兼秘书长。

王金波：不畏强权敢说真话的杰出女性李金芳——独立中文笔会第12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十几天前，俄国十月政变一百周年，一些国家举行了纪念活动。在十月政变的发源地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落成揭幕，以纪念在苏联时代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们。在中国，源于俄国十月政变的红色政权似乎风头正劲，目前看起来谈不上为林昭这种政治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更不用说建立纪念碑——不过，在终将到来的这一天之前，林昭已被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作为记忆和纪念的对象。独立中文笔会林昭纪念奖，就是为纪念林昭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反抗极权、争取光明的光辉典范而设立的一个奖项。今天，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布，独立中文笔会第12届林昭纪念奖，颁给林昭精神的优秀传承者——李金芳女士。

李金芳，女，独立作家，维权人士。1965年出生于毗邻北京的河北香河。2012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现任独立中文笔会国内司库、女作家委员会委员，《民主中国》网刊专栏作家。曾任维权网编辑、信息员。

上世纪80年代末，李金芳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写作班学习函授课程期间，目睹和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李金芳随后与偶然结识的因参与70年代末“民主墙运动”而坐牢八年出狱不久的秦永敏结婚。婚后二人育有一女。1997年两人离婚后，李金芳携女儿返回河北家乡生活，并拒绝警察的威胁要其写“保证书”“承诺书”不再与秦永敏和他的朋友们往来。因为曾经与秦永敏的关系，李金芳和女儿成为当局株连、打压的目标，母女俩多次流离失所，平均一年被迫搬家一次，最严重的一次在一天之内搬家三次，女儿曾两度失学、七次转学。李金芳先后做过记者、广告公司职员、家政服务、服装买卖、快餐经营等几十个职业。2008年经朋友介绍结识张祖桦先生，逐渐成为张祖桦先生的得力助手，从事维权网编辑、信息员和国内联络事务至2014年，撰写千余篇维权报道，真实地记录了时代，也为良心犯救援做了大量义务工作。自2007年从事自由写作，十年间发表十余万字散文、政论等作品，散见于《民主中国》、《民主论坛》、《公民议报》、《自由圣火》等网站。

李金芳原本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女性，因与秦永敏曾经的婚姻，改变了其一生的生活轨迹。在一个谎言盛行的“盛世”，她坚持自我坚守初心，敢于说真话，勇于反抗对其本人和其他人基本权利的践踏，在遭遇强权打压和面对社会不公时，表现出一个知识女性的正直、勇气和坚强。她由一名因受株连而不断遭当局打压、骚扰的政治犯难属，成长为独立作家和人权工作者，用笔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历史和传奇人物，向更多的专制政治的受害者主动伸出援手，体现出人性的光辉，是林昭精神的传承。因此，独立中文笔会郑重授予李金芳女士​第12届​林昭纪念奖。

（执笔：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王金波）​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December 15, 2017

（注：写于2017年11月11日）

王金波：双重噩耗，无以复加

顺时针：刘晓波、莫之许、李海、刘荻、王金波、薛野、江棋生、高洪明（杨宽兴摄影）

我跟刘晓波第一次见面是在2007年7月，他和一些朋友为刚出狱的高洪明接风。那次聚餐一共有九人，还有江棋生、李海、杨宽兴、莫之许、薛野、刘荻。吃饭期间杨宽兴给我们八人拍了些照片，留下我跟刘晓波的唯一一张合影。后来我跟刘晓波又见过几次，不过不多，总共大约五次。其中一次见面是2008年2月23日，我在万圣书园听阿城讲座，讲座结束后刘晓波、杨宽兴、温克坚也到了，而且正好碰到从英国来的马建。最后一次联系是2008年11月10日，我在skype上请他帮我修改一篇文章，两天后我返回山东老家陪护父亲看病，12月底回北京时他已被抓。

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有三个月的时间我跟刘晓波有着较为频繁的联系，经常在skype上留言和语音。这段时间的交往，让我深切感受到刘晓波在跟别人接触时那种深入骨髓的人格平等意识，明白了他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圈子有好朋友。而且，我亲眼看到他为刚入狱的胡佳联系签名呼吁，为城乡户籍二元制下受歧视的“农民工”呼吁，为“三一四事件”后遭受严厉打压的藏人呼吁。2008年3月29日我被北京的市局、分局、派出所三级警方联合传唤后，被迫减少了跟刘晓波的接触。但我没感到刘晓波因此对我不满和疏远，相反，他还积极帮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资助，并明确对我说：“这个钱就是给你这种人的，你获得这个资助天经地义。”

我跟刘霞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饭局，她和刘晓波都在。此后我跟她联系很少。2010年2月我开始跟刘霞接触较多，直到8个月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其中感受最深的近距离观察刘晓波刘霞的爱情，是我和刘荻、莫之许、王仲夏陪刘霞去锦州探监那次，以至于我在记录这次探监经历的文章的开头把王仲夏的感叹作为题记：“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

我和妻子2008年领结婚证，2009年婚礼先后在我老家和她老家举行，惟独没在我们平时生活的城市北京举行。其实我原有在北京举行婚礼的计划，并打算请刘晓波主持。2010年我和刘霞说起这个遗憾，刘霞说等将来刘晓波出来了再补上吧。

2010年10月6日，刘霞跟我单独见了一面，谈及两天后的诺贝尔和平奖。她说，不管能否得奖，都可能会有记者采访，如果她能见到记者，当然好办，如果她无法见到记者，最好有人代她出面表达对记者的感谢。她让我回家想想谁合适。晚上回家后，我左思右想找不到合适人选，因为我跟他们夫妇接触有限，对他们的人际交往圈子不熟。后来在推特上看到莫之许准备从四川飞回北京，就向刘霞推荐莫之许。刘霞同意了。于是我约莫之许次日见面。7日晚上，刚飞回北京的莫之许跟我见面，我把情况告诉他，他非常高兴，和我约好次日下午在刘霞家小区门前见面。

2010年10月8日下午，我和莫之许、刘荻、李海、王仲夏、杜冠宇、张贾龙等人在玉渊潭南路9号院门口见证了那个历史性时刻。当天晚上刘霞与外界失去联系。10月10日我发表《感动与激励——写在晓波获奖之后》。晚上刘霞的推特账号开始发言。全世界都在关注刘霞的动向，所以大家都在猜这是她本人发的还是被盗号了。我想办法跟刘霞直接通话，证实是她本人发的，并代她公布刘晓波对获奖的反应：“晓波对霞姐说，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晓波哭了。”

我跟刘霞的直接联系持续到10月18日，此后完全中断。

我史无前例地被上岗，持续了62天。随着颁奖典礼的临近，对我妻子的监控也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仅仅因她曾出国留学并一直持有有效护照。

2012年12月6日美联社报道对刘霞的突击采访，刘霞那委屈哭泣的镜头深深定格在了我的脑海。几天后分局国保找我，我说现在已经证实刘霞一直被你们非法拘禁，你们没法否认了吧？国保说你怎么知道那个报道是真的？我说这好办，你带我去刘霞家看看如何？国保不接我话茬。

2012年12月28日晚上，在为刘晓波57岁生日而举行的聚餐之后，我和徐友渔、郝建、胡佳、刘荻等人去了刘霞家。远远看到刘霞在窗口，我喊道：“霞姐，我是王金波！”刘霞高兴而又有节制地做了回应。徐友渔等人突破保安防线冲了上去，我则留下缠住保安，直到徐友渔等人下来。虽然我没上楼见到刘霞，不过不后悔。这是继22天之前美联社记者突访刘霞之后的一个新突破。现在想来，那晚的行动很刺激，因为事先没想到那么做。至今，一听到河南话，那个保安惊慌失措地摇着头、无知而又露怯地声称“刘霞？不行不行”的视觉和听觉的双重记忆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和耳畔。

2014年初刘霞的电话开通以后，我跟她又可以直接联系了。这年11月我回山东老家陪护父亲看病，此后有段时间没给刘霞打电话。有次有事给她打电话，她问：“你回老家陪你父亲住院了？”我说是。后来听说她父亲也病重，于是每次打电话都彼此问“你父亲怎样了”。不过我给她打电话次数并不多，尤其是去年4月1日她的生日以后，直到今年4月她母亲去世后才打电话安慰她几句，并告诉她我还在老家陪护父亲。

今年6月26日，我父亲去世前三个小时，刘晓波患癌的消息震惊全世界，我的电话、微信不断接到问询。那三个小时，我的心情之复杂，至今无法描述，恐怕永远也无法描述，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体会。

2017年7月13日，刘晓波永远离开了我们。刘晓波的“头七”，恰是我父亲的“五七”（注）。我父亲的“百日”是今年中秋节，刘晓波的父亲刘伶则于2011年中秋节去世。

很多人为刘晓波流了泪。不过，我没为刘晓波流泪。这是因为，我不可能单独想起刘晓波的去世。刘晓波的患癌和去世，与我父亲的去世，对我来说，已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我已麻木，无以复加。

注：在我老家，人死后初期的祭奠仪式（上坟）只有“三日”（死后第三天出殡）、“五七”（不是第35天，而是根据死者子女情况、阳宫日和天干地支计算，通常为第20天左右到30多天不等。而且，这个日子通常有两三个，家人可任选其一）、“百日”（第一百天）等，很多地方非常重视的“头七”、“尾七”在我老家是不存在的。我父亲的“五七”有两个日子，6月29日我选了靠前的那个。

2017年11月3日-6日于北京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1/15/2017

王金波：习近平为五年后不退休做好了安排

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构成，为如下判断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习近平不打算五年后退休。

首先，本届没有如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一样提前安排明显的接班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时代，比江泽民小16岁的胡锦涛提前十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胡锦涛时代，分别比胡锦涛小11岁和13岁的习近平、李克强提前五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今年换届，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年龄最小的赵乐际只比习近平小不到四岁，不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也就是说，在政治局常委会层面，没有安排习近平的接班人。

那么，实行已久的“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在这里面起了什么作用？

1997年中共十五大，江泽民为逼迫时年73岁的乔石退休，提出一个关于年龄限制的非正式规定：年满70岁不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但党的“核心”不受此限制。这一非正式规定得到中共高层认可。五年后的中共十六大，为逼迫时年68岁的李瑞环退休，江泽民将这一年龄限制的门槛降低到68岁，这就是所谓的“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凡换届的那一年已满68岁的，不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而67岁或年龄更小的则可以进入新一届政治局。此后至今，“八下”一直严格遵守，无人例外。但“七上”，则有两次例外。第一次是2002年换届时已担任三届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虽然只有66岁，但未再进入十六届政治局，而是在次年开始担任一届人大副委员长后退休。第二次例外则是今年换届，三人未满68岁却未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李源潮（67岁）、刘奇葆（64岁）、张春贤（64岁）。其中刘奇葆、张春贤保留中央委员，而李源潮连中央委员都未保留。

此外，“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在政治局门槛实行的同时，也一届比一届更加严格地适用于其他“副国级”门槛：军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因此，上届书记处书记杨晶（64岁）本届连中央委员都没保住就属于例外。

因此，“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如果这样解释，就能涵盖以上例外情况：“八”是“下”的充分条件，“七”是“上”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解释，更有利于习近平有借口让自己的年轻亲信上位。所以，五年后“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废除的可能性不大。

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现任政治局常委七人中将有三人超过68岁：栗战书（72岁）、习近平（69岁）、韩正（68岁），另外4人：李克强、汪洋、王沪宁均为67岁，赵乐际65岁。其中习近平作为“核心”不受“七上八下”限制。所以，只有栗战书、韩正退休，其他四人可以再干一届、且只有一届。而这恐怕才是习近平的目的：2022年指定接班人，2027年全换新人。

五年后的2022年，现在的七个政治局常委兼任的职务，将出现如下情况：

习近平、李克强因已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总理两届，均不能续任。

栗战书的人大委员长和韩正的第一副总理也空出。

这样，在不修改宪法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这样安排：

习近平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保留总书记（或改为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安委主席。

李克强接任一届国家主席。

汪洋接任一届国务院总理。

王沪宁接任一届人大委员长。

赵乐际接任一届全国政协主席。

增补两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

这样，十年后的2027年，74岁的习近平可以正式退休，也可以再留任一届党和军队的一把手。

如果对宪法做出修改，比如国家主席连任次数增加，或者改为总统制，这样将增加政治风险，从而降低可能性。

因此，以上推测以假定中国不出现大的政局变动为前提。

2017年10月25日于山东莒南

《纵览中国》2017年10月25日

王金波：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2017年6月26日纪事

2017年6月26日，农历六月初三，是我心力交瘁，生命中最黑暗的一天。我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我最欣赏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癌症晚期的消息被媒体披露。

2017年6月26日凌晨，父亲每隔一会儿就喊叫一次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天亮后父亲终于安静下来，母亲见缝插针回自己屋里休息。妹妹来了，和父亲打招呼，父亲说了三个字，重复几遍我和妹妹还是没听懂。父亲睡了。母亲吃完饭继续睡。妹妹悄悄收拾房子。我睡了一小觉，感觉烧已退，起床在父亲门口看到父亲仍在熟睡，就陪妹妹收拾。后来妹妹做午饭。母亲起床后去父亲屋里，突然惊慌失措喊我们进去，这才看到父亲睡觉的状态不对，对我们的呼喊没有反应。11点58分打120，120来接我们去县医院，路上我通知了两个堂哥。到了县医院急救门诊，重症监护室一个医生检查后说，父亲只剩几个小时的时间了。我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好不容易在刚刚离开4天的肿瘤科找到床位。医生几次让我离开病房办各种手续。一次我回到父亲床前，大家说刚才二哥喊三叔，父亲睁眼看了看应了一声。于是我喊父亲，父亲睁眼看了看我，但没应声。问他是否喝水，他点头。我下楼给他买了瓶冰糖雪梨饮料，插上塑料吸管，他喝了两口，示意不再喝。大家觉得他的危险不再很大，应该还能活几天，纷纷松了口气。我和母亲、妹妹回到家里吃饭，带上尿壶、卫生纸等物品，往医院赶。

15点02分，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我瞥了眼放在副驾驶座上的手机，静音的屏幕显示来了电话，一看是+0196开头的国际长途，心想又是骗子，接通后立即挂断。这时看到微信有新消息，从不在微信跟我沟通的吴乐宝的两句留言：“刘晓波什么情况”“确认么”。我莫名其妙，回了句：“不知道啊”。绿灯亮了，我放下手机集中精力开车。到了医院，父亲在熟睡。我赶快拿出手机，竟然得知刘晓波肝癌晚期！我傻了。同时发现几个+0196开头的未接电话，一个香港未接电话。15点39分，一个未显示号码的电话打来，我接了，一个香港记者问我有没有刘晓波的消息，我如实相告一无所知，他问我找谁，我说去找莫少平律师和尚宝军律师吧。我给尚宝军律师打电话，占线。15点41分，我给刘霞连打两次电话无人接。打刘霞母亲家电话，提示是空号。再打尚宝军律师，还占线。再打刘霞电话，无人接。我还有刘晖的电话，从未打过，甚至刘晖未必知道我是谁。想了想，还是打了过去。刘晖接了电话，我问你是刘晖吧，他说是，我说我是霞姐的朋友，晓波现在啥情况。刘晖在电话里连说听不清，让我等会儿换个位置。过了几秒钟，他还是说听不清，我听他也不是很清，他说等他方便了给我回电话，就挂了。微信和Whatsapp也不断有人问我情况，我实在很无奈。

我回到病房。父亲无神地睁着双眼，监护仪显示血压只有71/31，医生说赶快做好最后准备，最好趁停止呼吸前穿好衣服。撤掉监护仪和静脉注射，只保留氧气。脱下原来的衣服，热毛巾全身擦洗一遍，穿好早已准备好的新衣服。呼吸间隔时间越来越长。医生还是隔一会儿找我一趟。最后一次我回到病房，父亲已停止呼吸，二哥说时间是17点56分。我顿时泪如泉涌。

父亲王秀玉，生于1949年11月29日（农历十月初十），初中毕业适逢文革，下学回家务农，1970年起在本村小学和联合中学当民办教师，1996年转正为公办教师，此前取得曲阜师范大学专科文凭，职称是中教一级。2008年9月在莒南县医院误诊为良性肿瘤，11月在临沂市肿瘤医院确诊为直肠癌晚期肝转移并做手术。手术很成功，我一直陪护到12月下旬出院。后经介入治疗和化疗，到2009年夏病灶消失。2011年9月肝部再次发现病灶，切除后经介入治疗和化疗，病灶再次消失。2014年11月和12月，先后发现病灶扩散到肺部和胸骨。此后，经过四十多次住院，包括在亲友的帮助下使用靶向药爱必妥（西妥昔单抗），父亲的病情还是恶化了。今年5月中旬我因事短暂回北京住了十多天后于5月26日回到老家，27日陪父亲去县医院例行注射唑来膦酸（每三到四周一次，已持续两年多），父亲两腿行走接近正常。28日父亲两腿无力需要搀扶才能站立和行走。我们以为这是前一天爬楼梯累的。此后一天比一天严重，31日已完全不能站立，送进医院。6月1日CT和血检查结果显示，癌胚抗原指数已达300多（此前最高不到40），病灶已扩散到肋骨、腰椎和髂骨，其中左骨盆已被肿瘤穿透，下肢完全瘫痪。医生说除了放疗没有其他办法。父亲决定放弃治疗。2日，一个医生和同病房两个病号的家属都说放疗有效果，从未做过放疗的父亲决定试试。周末两天放疗中心休息。5日开始，连续放疗5天，父亲感觉病情加重，决定停止放疗，也即放弃治疗，只用常规药。21日晚，因病情稳定，父亲决定出院。22日回到父母家中（去年11月起住在我妹妹家），我从车上抱起父亲走进他的卧室放到床上，父亲第一句话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再回这个家。”当晚父亲多次喊疼，我和母亲几乎没睡。23日父亲喊疼次数减少。24日我感觉不适，当晚腹泻并盖棉被睡觉，25日下午去县医院检查确诊肺炎，回家测体温38.8度。当晚我早早躺下，迷迷糊糊听到父亲多次喊叫，我也多次被吵醒并过去帮他活动了几次腿。

从2014年11月到2016年10月，我陪父亲在临沂市肿瘤医院住院近三十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有一种我们父子俩在医院相依为命的感觉——当然，主要是父亲依赖我。只要身体允许，父亲就跟我到医院餐厅一起吃饭，偶尔到外面的小饭店吃小笼包或喝羊肉汤。虽然吃的不是多好的饭菜，但每当看到父亲吃饱饭心满意足的样子，我总有一种幸福的满足感。

2009年我在老家举行婚礼，身体虚弱的父亲全程参加并讲话。幼年丧父的三表哥一曲崔京浩的《父亲》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把这首歌下载到手机，经常听，尤其是2014年11月以后每次听这首歌总会伤感，甚至偶有流泪。

1989年“六四”镇压后，父亲责备正上高中的我，“如果你也上大学，肯定冲在前面。”连党员都不是的父亲并非支持当局，他只是对政治不感兴趣，从来都远离而已。因此，1998年我参加民运之初，父亲并不支持，甚至一度试图逼我离开民运。此时他对我的关心，仅是出于父子之间的亲情。2001年我入狱后，父亲却逐渐改变态度，开始支持我。后来跟别人偶尔聊起腐败等政治问题，他一针见血指出，腐败的根源在一党专制。

2002年我到位于济南东郊的山东省监狱服刑，父亲拖着一条病腿来回奔波，尤其是他下了汽车用扁担挑着电脑送到监狱的情景，虽然我没亲眼所见，但能想像那是何等令人动容的一幕——父亲的心中，既有凄惨，也仍旧充满了希望……

父亲瘫痪后，我多次抱他上下床。有次我问他，我小时候你抱我，现在你老了我抱你，你觉得这有什么区别？父亲沉吟几分钟说：“你小时候我抱你那是抱的希望，现在你抱我抱的是绝望……”我鼻子一酸……

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被抓时，我在老家陪护刚确诊癌症晚期的父亲住院。这次媒体报道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当天，我父亲离世。这样的巧合，实在让人无语。

我和妻子2008年11月在父亲手术前一天领结婚证，2009年婚礼先后在我老家和她老家举行，惟独没在我们平时生活的城市北京举行。其实我原有在北京举行婚礼的计划，并打算请刘晓波主持。2010年有次和刘霞说起这个遗憾，刘霞说等以后晓波出来了再补上吧。可是，还有以后吗？

2014年11月我回老家陪护父亲，此后有段时间没给刘霞打电话。有次有事给她打电话，她问：“你回老家陪你父亲住院了？”我说是。后来听说她父亲也病重，于是每次打电话都彼此问“你父亲怎样了”。不过我给她打电话次数并不多，尤其是最近一年多，直到她母亲去世后才打电话安慰了她几句，并告诉她我还在老家陪护父亲。现在，已经不用问她父母了，需要问的，已经变成晓波，可是我却没办法给刘霞打通电话了。

作为癌症长期患者的亲属，对病人及亲属受到的折磨，我有着切肤的感受。刘霞刚刚经历父母患病并离世的煎熬，如今又轮到了她心爱的晓波，她的那颗心如何承受？

晓波此种遭遇，出乎几乎所有亲朋好友意料之外，因为大家想的都是晓波出狱后如何如何。靶向药可以延长几个月的寿命，但也仅此而已，那些比例极低的更加成功的特例可遇不可求。

父亲停止呼吸后，根据医生要求，我们立即把他的遗体推进很少开门的太平间。太平间三张床，冲着门的一张放着父亲的遗体，从头到脚用毯子和毛巾被盖着。

晚上，我拿了两瓶啤酒，在太平间门外和妹妹一起给父亲守灵。我先喝了一瓶啤酒。一会儿跟妹妹说说话，一会儿在周围来回踱步，一会儿走到父亲遗体边愣愣地看着。

明天，父亲就要火化了，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马上就零点了，我打开第二瓶啤酒，扬起脖子，眼睛空洞地盯着苍穹，把啤酒灌进喉咙。

2017年7月2日初稿，7月6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明报》2017年7月12日发表时标题改为“父亲走了 在知道刘晓波患癌的那一天”

何德普等：“工龄归零受害群体”吁请质询政府——150余公民建议未获答复《致人大代表书》

全国人大各位代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依据早已过时的（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及其衍生出台的劳办发1995年104号复函，野蛮剥夺劳动者“视同缴费工龄”权益，非法侵吞公民合法财产，已致使大量被劳教劳改、开除、辞退、自行离职等职工，晚年因“工龄归零”，无法享受自己劳动积累的养老金与医保待遇，陷于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绝境，造成一个涉及千家万户的“‘工龄归零’受害群体”。

当年中国，实行“低工资、高积累”的劳资制度。国企职工工资收入，仅是自己劳动所得中很少一部分，大头被以国家名义截流，由政府承诺其中的一部分用于职工退休福利。这意味着劳动者已用工作年限积累的劳动收入，给自己退休养老待遇买过单，属于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合法收入”部分。因此政府职能部门不能用行政手段设置“视同缴费年限”认定条件限制，非法剥夺公民养老权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非法剥夺“视同缴费工龄”，拒绝付出劳动者已经积蓄在国库里的养老金，如同国家银行拒绝向储户还本付息一样性质恶劣。

改革开放35年后的中国，人社部至今基于部门利益，权力任性，非法妄为，置国家《宪法》、《劳动法》、《保险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相关法律而不顾，把众多曾为国家付出劳动贡献的老人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使之根本“无轨”进入正常退休通道。这种比“退休双轨制”更不平等的非人道剥夺，绝不仅仅是“待遇差”的问题，而是众多老人根本就没有任何待遇的问题。这正是当今中国法制极其荒唐，各级政府极不负责，涉及面极其广泛，后果极其严重，也更为急迫的民生问题。这是对李克强总理所说的“生命是平等的。无论是城镇居民、职工还是农民，人人都应享有医保”承诺的巨大讽刺。此问题迟迟不得解决，已成为政府之耻，众矢之的，导致全国理论界、法律界都对此多次发出呼吁，网上舆论要求废除“工龄归零”政策声浪不断。

一个政府拒绝对公民的养老责任，注定要被世界公论所唾弃，更何况是对已为养老买过单的老人进行经济掠夺、待遇歧视。前年，全国人大代表在十二届三次会议上，已经提出第5356号建议，要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对内务部第740号复函等不法过时规章制度进行系统清理，废止“视同缴费年限”认定的条件限制。而人社部却以（人社建字〔2015〕136号）答复敷衍，至今坚持不改。

为此，我们来自海内外社会各界150余人（包括工人、农民、商人、自由职业者，有教授、博士、律师、学者、诗人、记者、媒体人）共同签名，于2016年9月1日，用挂号信的方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提请人大审查废除（［59］内人事福第740号函）公民建议书》正式文本，意在推动立法机关的违宪违法审查撤销活动，并要求人大法工委依法给予书面答复。2016年10月20 日，我们又向国务院法制办发出《公民建议书》，请求其自查自废上述违法过期文件，并给以书面答复。但此两份《建议书》至今均未有任何信息回复。全国人大权力机关与政府，对把众多老人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涉及民计民生大是大非问题，如此麻木不仁，冷漠不理，何谈社会公平正义？

当此全国人大十二届五次会议召开之际，我们吁请各位人大代表牢记《人民日报》客户端对两会代表、委员的提醒：“你的不称职，意味着人民的缺席；你的失语，意味着人民的沉默——质询政府请动真格！”履行以下参政议政，为民代言之职：

一、督促全国人大职能部门带头执行自己的立法，尽快对《提请人大审查废除（［59］内人事福第740号函）公民建议书》给予书面意见反馈，并依法公之于众。

二、质询国务院法制办未能自查撤销违法过期文件，和不予《公民建议书》答复的渎职行为。

三、追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人大代表第5356号建议，口是心非，至今坚持“工龄归零”处罚之责；并质询其非法剥夺公民养老权益是谁授权？在全国范围内侵吞了多少本应付出的退休金与医保费用？这些天文数的资金额度有多少？去向哪里？有否审计？何时公开？

最后，我们吁请社会各媒体予以高度关注，切实履行舆论监督之职。

2017年3月1日

附：

提请人大审查废除（［59］内人事福第740号函）公民建议书

（精简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

1959年6月19日，原内务部《关于工作人员曾受过开除、劳动教养、刑事处分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59］内人事福第740号），答复有关“受过开除处分或者刑事处分的，应当从重新参加工作之日起计算工作年限”的意见，至今仍是人社部门剥夺此类劳动者已经积蓄在国库里的养老金与医保待遇的非法处罚政依据。

为此，建议人依据《立法法》第九十七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第九十九条第2款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59）内人事福字第740号复函这个怪胎时代产生的信件性质的个案答复，严格地讲连部门规章都谈不上，但国务院不仅未履行废除之职，反而默认其被当作行政法规，在全国各地非经任何授权，未有任何程序，就对行政相对人进行普遍性的巨额财产处罚，把众多曾为国家付出劳动贡献的老人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使他们陷于老无所养、老无所医绝境。为此，我们作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致函，提请审查［59］内人事福第740号信函，及其衍生文件的非法违宪性质，并要求予以撤销的建议。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职能机构，依法尽快给予书面答复。

建议人：

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李海、刘京生、陈斌、王明、王钦德、牟孝柏、陈增祥、李协麟、卢树义、史晓东、张海、张本先、朱继金、孙文广、秦志刚、车宏年、邵凌才、巩磊、张世军、郭全芳、于新永、韩卫生、张忠顺、张恩广、张恩民、王江峰、厉广强、刘济潍、张铭山、王金波、王展、庹克忠、胡成、刘亚旋、吴玉琴、廖双元、申有连、浦浚源、王新红、吴高兴、吕亚锋、鲁滨、李华刚、陈新浩、秦林山、张汝隽、马粮纲、张有为、徐高金、牟文伟、王玉民、赵广军、苏和、任协华、何兵、杨林、扬明玉、褚庆界、殷会龙、黄承彬、李向东、张铭璇、祝正明、戚惠民、郑云、谢文凯、毕康、严正学、齐志勇、王小宁、赵常青、侯文豹、刘鹏飞、张廷夫、朱欣欣、杜导斌、罗茜、刘二安、王新旻、独光达、师涛、傅权、殷蔚鸿、范燕琼、罗开文、李硕、曾宁、莫建刚、赵芳祥、王茂林、张爱国、王音、牛天民、黄诚斌、周国强、张德利、刘春荣、鹿钦林、王意深、沈建明、刘涛、沈脉、黄燕明、林大刚、吕千荣、贾一群、梁海怡、饶文蔚、安欣、盛晓明、王再旺、徐东璞、刘栋、鲁扬、徐永海、周阿根、刘光策、殷允涛、杨勤恒、张建力、刘雪飞、张重发、高祥明、秦勇、赵国琪、管延风、韦智坚、任铭、李平、郭庆军

海外华人联署签名：

滕彪、任畹町、杨建利、盛雪、徐文立、夏业良、陈立群、薛超清、相林、孙宝强、王龙蒙、孙立勇、宋书元、孙维先、张淑凤、李毓、王嘉辉

发起人：

牟传珩 13698698102

姜福祯 13573820148

张霄旭 18661637606

姜春元 13854272875

2016年9月1日

（作者惠寄）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7年03月03日

王金波：中国民主转型的拐点何时来临？

2017年新年伊始，对于关注中国政治转型的人们来说，有两件全局性的大事。

一件是，在巨大的争议声中，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了。海内外的中国民间异议维权人士，对川普的支持和反对都有。有的观点认为川普敢于对中国说不，比如任命对华鹰派负责国际贸易，对台政策有变化，等等，因此将对中国日益强化的高压统治予以沉重打击，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将会提前。有的观点认为川普将在国际上孤立美国自身，对国际事务减少关注，因此将导致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恶化和国际事务发言权的扩大；而且川普的总统就职演说充满民粹煽动意味，使得美国国内的分裂和矛盾激化，不可能有足够精力对付中国的扩张和高压统治的强化，因此将延后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有的观点认为若把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寄托在对川普内心的揣测，就跟一再寄希望于中共新上台的领导人一样，是靠不住的一厢情愿。

另一件事在中国国内。随着中共19大的临近，社会控制力度日益加大，民间异议维权人士面临又一波打压高潮。这次换届关系到是否维持过去20多年最高领导人更迭模式，引发大量关于中国何时变局的猜测和讨论。有人认为，2017年必变。有人认为，三五年。有人认为，十年八年。有人认为，未来会逐步改善，但二三十年后才能完成转型。有人认为，几十年的寒冬刚刚开始，苦日子还在后头。

拐点到来的时间，人们从没停止预测。但我现在无意随波逐流。因为，过去我曾预测过，后来证明错了。

第一个例子是2000年，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现在叫国保支队）副科长张锋和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现在叫国保大队）副科长马宗涛找我谈话。张锋当时35岁左右，有些不屑地说，你争取的那些民主啊、自由啊，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我当即不客气地回答，你看到看不到我不知道，反正我能看到，而且很年轻的时候就能看到。张锋脸色顿时很难看。第二年我被刑事拘留，关在莒南县看守所，有次马宗涛装模作样来看我（他没参加对我的提审），提起一年前我和张锋那次对话，他说他在旁边听到之后强忍住没笑出来，因为那是骂了张锋。仔细想想我那话确实是骂了张锋，不过平心而论我当时没想到骂他，而主要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信念——中国的自由民主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其次，出于对参与民主运动这项正义事业的维护。

另一个例子是我在监狱的时候。我的性格中有无厘头的成分，比如在监狱一见到猫就喊“伟大领袖来了！”“毛主席万岁！”监区长姜守国（现在是山东省监狱的另一块牌子山东省济南生建电机厂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车间让犯人养大狗（藏獒）和小狗，偶尔犯人带小狗到监室，我见到也喊“伟大领袖来了！”“毛主席万岁！”这样几次之后，犯人就不带小狗进监室了。有次一个坐牢十多年的老犯人闲聊时说，放在十年前你要这样，早关禁闭了。我问他，十年之后会怎样？他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十年之后，如果不这样就会关禁闭——话是说得有点过，意思应该明白。

从2000年到现在，过去17年了。2005年出狱，也快12年了。我当年的预言实现了没有？没有。所以，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错在哪里了？

不仅我如此。八九民运的一些亲历者说，1989年下半年，他们当中很多人预测三五年内、一两年内、甚至几个月内共产党就将垮台。他们也预测错了。他们为什么预测错了？

1989年开始的苏东剧变前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预测会在这年年底开始剧变。据说哈维尔在1989年年中还悲观地认为有生之年看不到民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实现，但这年年底他当上了总统。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从权力的巅峰变为一具无人问津的冷冰冰的尸体，罗马尼亚共产党从掌握全部权力到变为非法组织，仅仅用了6天时间。1991年8月苏联守旧派发动的政变有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等最高层官员参加，4个月后苏联就不存在了。所有这一切说明，专制制度的垮台很可能是无法预期的，它的速度之快经常让人目瞪口呆。

所以，那些八九民运的亲历者的预测之所以错了，是有原因的；我预测错了，也是同样的原因。

那么，拐点到底何时来临？

历史是由很多偶然性组成的。一个小小的意外可能就改变大历史。没有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水果摊被没收，就没有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就不会实现民主；由此引发埃及巨变，经过几年的反复，重回军人强权铁腕统治时代。而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民间异议生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那以后，再也没能恢复到2010年的火爆局面，甚至移民潮在民间异议维权界悄然形成，而这对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恐怕更多意味着消解作用。另一个有名的偶然性事件，当属2012年3月18日北京保福寺桥那场著名的法拉利车祸。车祸迅速改变了两股力量正在激烈较量的局面，其中一股力量遭到灭顶之灾，另一股力量则登庙堂之高，甚至有望形成新一代强人，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局面。

因此，对于拐点何时来临的问题，我只能回答：无法预测。我可以预测的是，这个拐点迟早会到来，而且到来的时间在我们的预测之外，也就是在我们没预测到要来的时候突然来了。

为了迎接拐点在不确定的时间点的到来，我们应力所能及做好准备。王力雄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首先找到能确保‘救出人质’的途径，否则如此巨大的中国一旦崩溃，将是世界承受不起的灾难”，“即使中国能顺利开始民主转型，仍要解决是何种民主的问题”，“必须为中国民主提供避免产生川普的方法”。郭建龙在《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中说，“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不管将来中国是以革命还是其他什么形式转型，如果那个时候民间仍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反对派，就将是中国的悲哀。当然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2017年1月21-23日于北京

来源：民主中国

王金波：烛烬梦犹虚——纪念林牧老先生逝世十周年

林牧老先生离开我们十年整了。

1990年代我通过收音机收听外电报道，开始了解林老，对他充满景仰。1998年参加中国民主党筹组以后，我耳闻林老对组党有不同意见。1999年初在杭州期间，我听到了林老更多的消息，因为林老祖籍浙江，跟浙江朋友保持交往。当时浙江民主党朋友跟林老在组党问题上存在分歧，我在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王东海家里看到林老的信中谈到组党问题，于是把信拿给了浙江民主党负责人之一王荣清；王荣清把林老的信摘要刊登在浙江民主党的刊物《在野党》杂志上——而今，林老、王东海、王荣清均已作古。2000年11月和2001年2月我两次去西安面见林老，通过直接接触对林老产生了更多敬意。以后，我们仍有书信和电话来往。我感觉林老在以下几方面特别值得怀念。

一是林老的生活简朴。林老让我最为震惊的，是他的破毛衣。我曾以《林牧先生的毛衣》为题写过一篇短文。还有一些细节，比如他写文章或写信时，因为随时想起来就写，所以稿子随手放，以至于稿纸边角都卷起来，显得很是凌乱，难以令人相信，当时那些对历史和现实深入剖析及对民运活动颇有影响的文章或信件，就是这样写成的。而家里没有经过装修的水泥地面，也显示出了他的清贫。

二是林老平易近人、待人不端架子。有次杨海和窦培信律师来请林老出去吃饭。在饭店，爬上狭窄的楼梯，在一个大厅里一起吃大盘鸡。气温很低，饭店没有暖气，林老冻得直流鼻涕。估计饭店里没人相信，这是一个前副部级高官，这样的级别在西安出门本来是前呼后拥的。

林老家的小客厅兼做餐厅，有一个简易沙发和一个吃饭用的小方桌。我们聊天时，林老坐在沙发上，前面是方桌，我坐在方桌另一端。我的背后是厨房，厨房和客厅之间有个小窗子，饭做好后通过窗子端到方桌上。有次聊到兴头，林老的夫人宋阿姨端菜上来，我一闪身坐到了桌子另一侧，饭菜上齐后开始吃，吃着吃着突然发现我坐在了上手（北侧），宋阿姨坐在了下手，我顿时浑身不自在，但林老和宋阿姨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快。

三是林老的反抗体制的勇气。林老在“六四”后敢于放弃高位，站到体制的对立面，彰显出其过人的勇气。林老曾任劳动人事部党组成员、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是副部级高官。像这样级别的高官，退休后本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他却公开批评邓小平乃至整个体制，使得自己常年处于监控之中，甚至连带亲人也不得安宁。拥有这种勇气的体制内前高官，屈指可数。

四是林老对政治反对活动的直接参与。林老常常写文章或接受采访，对体制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直接投身政治反对活动。他参与了很多反对派的具体事务，殊为难得；一般像他这种经历的老人，大多务虚。当然，直接介入反对派的事务，负面影响是容易引起争议，林老似乎没能避免这点。

五是林老的人道精神。林老发起和参与了多次人道活动，比如2001年初的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的119人大签名。我在西安期间，林老跟我和其他朋友一起商量如何救援狱中的赵常青、王有才等朋友。在我坐牢期间，林老直接给我父亲打过电话，寄过钱，而且经常跟其他朋友谈起我。2005年我出狱后，林老又给我寄来500元钱。我入狱后，之所以多次鼓起勇气进行抗争，正是由于时常想起林老反抗极权的精神。可以说，没有林老的精神鼓舞，我做不到那些。

2006年春节我给林老打电话拜年，告诉他我准备到北京谋生，林老向我推荐了刘晓波等人，说这些朋友可靠，有事可向他们请教。当时林老尚不足80岁，饭量和身体都不错，所以我打算在北京站住脚跟后，过几年再去西安看望他。但完全没想到，就在这年秋天，林老永远离开了我们，没有任何征兆。这给我留下终生遗憾。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林老还在思考和写作。林老的自传名叫《烛烬梦犹虚》，这个书名极为贴切地描述了林老的一生。

林老的恩情和教诲，值得我感念一生。林老的勇气和思想，将永留世间。林老的理想，必将实现。

2016年10月13日-14日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10月21日

王金波：诺奖之后荆棘路——兼谈未来的不可预知性

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

——赞美诗：感恩的泪

2010年2月1日之前，刘晓波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东东，比如那年的7月6日一个警察在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用不屑一顾的口气对我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本拉登和吾尔开希得的那个吧？”我相信，3个多月后，这个警察再也不会对诺贝尔和平奖如此不屑一顾了，位于这个派出所辖区的锦州监狱，已经因为关押着刘晓波而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媒体的高频热词——这个时候的刘晓波，身份已从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变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既然锦州监狱的知名度提高到如此程度，这个派出所的工作强度必然增加，头头脑脑们肯定会在这个警察面前多次吐出“诺贝尔和平奖”的字眼，即使是傻子，也会明白诺贝尔和平奖的分量了。

不过，我虽然早早就认定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身份迟早会变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完全没想到会在3个多月后就实现。当时我想，第一年提名用来热身，第二年的希望增加很多，三四年之后差不多了，不管实际坐几年牢，出狱前肯定能拿到奖。所以，10月7日我还安慰刘霞说，第一年得不了没关系，第二年、第三年……以后肯定能得。

但是，刘晓波竟然获奖了，出乎我的意料。获奖那天很多人哭了，比如记者在采访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时，就听到了他的轻轻的哭声。更有人嚎啕大哭，酩酊大醉，彻夜不眠。获奖前两三天我天天在网上忙着处理一些事务，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获奖当晚，我睡了6个小时，有种忙完之后全身放松的感觉。第二天，我在网上趴了一整天，知道那么多人哭了，但我没哭。直到第三天，在跟杨宽兴聊天时，我终于被容易受情绪感染的杨宽兴的情绪感染，流下了眼泪。事后想想，我对刘晓波在2010年就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根本没做好准备，包括没及时流下眼泪。

此时，民间力量一片欢腾。比如黄雅玲的《秋日沪上花与茶》风靡一时，说明很多人平时很少参与或不参与民间活动，但心里会选边站，关键时候会亮明态度——这就是民意，以至于6年之后重读该文眼睛再次湿润。

但接下来，当局的反应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几乎所有的敏感人物和一些本来不敏感的人物被上岗，甚至被带到宾馆——这个名单太长，不一一列举。

2008年5月北京国保跟我见过面后，接近两年半没直接打交道。但这次，无论如何不会再忽略我了。11日，我被分局国保找上门，直接上岗。23日，市局国保传唤我，威胁送我回老家，我不相信他们真会把我送回老家，结果我老家的国保立即出现了。而更巧合的是，就在老家国保跟我谈的时候，我爸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事，假如我出了事他就活不成了。当时我爸已患癌症两年，我几乎每天给他打电话，所以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这次他突然主动打来电话，我的心沉了下去，心想国保竟去骚扰身患癌症晚期的我爸，怎么连这种事都做得出。于是，我答应国保不再关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事情。不过后来见到我爸才知道是我冤枉了老家国保，因为那是巧合，一个偶然事件：我爸当时经常听收音机，了解到国内最近抓人抓疯了，所以担心我，特意主动打电话嘱咐我不要出事。

随着颁奖典礼的临近，局势越来越紧张。终于，12月9日，我被带到郊区度假村住了两宿——这是迄今我到北京生活十年期间唯一的一次。随后，上岗结束。但是，另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出现了：老婆很生气地告诉我，前几天公司总机每天下午两三点钟接到一个电话，问我老婆在不在（点出我老婆的姓和职务），总机说在，问是否接过去，对方说不用，就挂了。老婆有海外生活经历，所以被警方死死盯住，如贾葭的夫人、胡佳的妹妹、滕彪的夫人、吴思的女儿、卢跃刚的夫人、丁东与邢小群的儿子丁丁一样，一旦试图出国，肯定会被阻拦。更有甚者，第二年年初，老婆的哥哥（也有海外生活经历）经深圳去香港，同行其他人顺利过关，唯有他被莫名其妙拦下20分钟才放行。还有，地方侨联曾打算邀请他参加政协，后来没了下文。老婆和她哥哥对我的这些事完全不感兴趣，更不了解详情，竟然也被列入黑名单！

这段时间的恐怖经历，把大家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很多人自顾不暇，诺贝尔和平奖带来的喜悦被冲到一边——这完全在获奖之初的意料之外。颁奖典礼后，国内的紧张气氛开始松弛，但刘霞与外界失联之后的具体遭遇，很多人觉得暂时顾不上，需要往后拖一拖。

此时回头看，2010年10月8日处于强烈的喜悦状态的中国民间力量，似乎没人预料到4个月后的变化会是这样。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又一个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茉莉花事件。2010年12月10日张万均在奥斯陆的小提琴独奏《茉莉花》余音绕梁，7天后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就自焚了，茉莉花革命迅速席卷多个中东国家，几个在位数十年的独裁者垮台。2011年2月，中国民间力量似乎闻到了茉莉花芳香，呼吁民众到各城市中心广场定期聚会的号召此起彼伏。中国当局如临大敌，不仅在这些地点严防死守，而且借机抓了一大批眼中钉——这些被抓的民间人士大多受到酷刑，有些人从此在民间活动消失，即使坚持下来的也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理创伤——这种比诺奖期间残酷N倍的遭遇，可曾有一人在几个月前预知？

但是，就在这年年底，各地的“饭醉”活动却开始如火如荼蔓延，“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同城饭醉”等等目不暇接，以至于，一两年之后，这些运动的一些骨干成员被抓。然而，这还是没能阻止民间力量的发展。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引发国际和国内关注，中国当局羞恼成怒，抓了一批雨伞运动的支持者、甚至无关者。而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更是开创了30多年来的记录——你不公开认罪就不算完。

此外，更离奇的是，周永康倒台前后，竟有报道说2011年北京等地的茉莉花聚会号召和随后的大镇压是周永康为争取维稳经费、扩大自身权力的党内斗争而暗中导演和操控的！这不可能不让人跌破眼镜。

同时，埃及政局的变化也出人意料，代表伊斯兰势力的穆尔西和代表军方势力的塞西先后掌权，埃及重回军人政权，穆巴拉克由终身监禁被改判3年监禁，穆尔西却被先后判处死刑和40年监禁。埃及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还不如革命之前。

刘晓波获诺奖6年了，还在监狱里继续坐他的大牢。国内局势没有改观，人权状况被普遍认为倒退。刘霞在刘晓波获诺奖前有行动自由，如今也被限制行动自由6年，甚至前两年除了亲人谁都不能见，无法打电话、上网，只能靠电视和书籍度日，与坐牢无异。这不仅是刘霞本人没有想到的，也是其他人没有想到的。

2000年临沂市公安局政保（国保的前身）支队副支队长张锋（比我大不到十岁）对我说，你的那些理想，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我回答：“你这辈子能不能看到我不知道，反正我这辈子能看到，而且年轻的时候就能看到。”2001年我在看守所，有次管教把我提到办公室聊天，两三个警察过来办事，其中一个劝我“别再弄那些事”，我说“不用你跟我对话”，那个警察不屑地回答：“哼，谁跟你对话？”——这话徘徊在我脑子里十几年，经常跳出来让我思考当时和当下的情境。没错，不仅2001年到现在的15年，而且六四以来的27年，民主墙以来的38年，民间力量何曾获得与当局“对话”的机会？但是，那些在上个世纪参加过民主墙运动、八九民运和九八组党的民运人士中，有一小批人坚持到现在。几十年来，民间力量遭遇一波又一波镇压，每隔几年就有一波较大规模的镇压。镇压过后，多数人退出，少数人坚守，正如胡平所说，“在任何民族中，那种具有献身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对胜利怀有希望的前提下才会投身运动。”

《秋日沪上花与茶》印证了刘晓波在法庭上说的这段话：“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6年来，刘晓波、刘霞行走在坎坷的荆棘路上。不管未来多么不可预知，既然刘晓波、刘霞还在坚守这条荆棘路，我也不打算溜号，为了理想或曰希望的实现，力所能及做一些细微的小事。

2016年8月28日初稿，10月3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纵览中国》2016年10月3日

王金波：回京笔记

一

2016年7月5日凌晨4点26分，火车准点到达北京西站。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西站下车。出站，找到地铁入口，排队等候。这么早打车到家也没必要，不如等到5点半坐第一班地铁，7点前到家，老婆正好起床。何况，还省几十块钱。

K52夕发朝至，下午不到6点在莒南上车，次日早上5点20分到北京，正赶上地铁开始运营，非常合适。可最近这趟车不知搞什么鬼，仅提前几天卖票。于是，迫不得已买了这个暑期加班车K4604，在路上跑15个小时零1分钟。这是我第一次坐这趟车，还记错了时间，上车差点晚了，进站1分钟车就来了。

地铁入口处挤满了人。而且后面的不断到前面插队。人们大多盯着手机。5点半差一两分钟，门开了，人们哄地涌进去。几米外安检员指着空荡荡的左侧通道说着什么，我问是否那边也能进，他说是，于是我退出刚进的中间通道，转身去了左侧通道，竟是第一个把行李放上安检仪的。第一班车就挤得满满的。不过换车以后，空荡荡的。

上午略事休息，补了一觉。下午去北京火车站给丈母娘退票、买新车票，还给我自己买返回老家的车票。

二

我这次临时性回京，是因突然决定搬家。而之所以突然决定搬家，是因房东突然说要卖房子。

我来北京十年多，搬家十多次。前两年简单，独身一人，住过9个地方，其中5个在香山。在香山的最后一个住处，住了十个多月，是个约20平米的开间，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在香山一带的单间中算是不错了。房东出租了大大小小十几间房子，对我非常客气，见面就是笑脸，有求必应，甚至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可是，如同“人民公仆”随时会对“主人”翻脸一样，这“衣食父母”的地位瞬间就会丧失。2008年3月29日到30日半夜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香山派出所三级公安机关传唤两个小时后，房东立马变脸，说他的一个亲戚要来住，让我赶快搬走。后来房东领人来看房子，根据他们的对话，来人显然不是他的亲戚。

4月，老婆来到北京，准备去城里找工作。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我们搬到城里。14点27分，一辆三轮车载着我和老婆及刚买的一组沙发走在一座桥上，对地震没有丝毫感觉，尽管北京有人声称感觉到了地震。这地方住得我胆战心惊，因为恰逢奥运。不过好在这里不是管理最严格的地区，所以表面上安然无恙过了几个月。后来为了老婆上班方便，10月初的七天长假期间，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住得挺安稳。第二年8月底，突然一个自称辖区派出所的电话打过来，说因为我的暂住证上的地址和办理暂住证的房产证的地址不符，问我到底住哪个地址。过了两天，一直对我非常热情的中介公司租赁部经理来说，不好意思，这家业主要卖房子，你们还是快点搬走吧。我问他暂住证地址为何跟房产证不符，他说业主出国了，房产证没给他，他临时借用了别的房子的房产证给我办暂住证。当时巧合，我们本来就打算到期搬走，所以同意了。9月初搬走的当天晚上，老婆说，租赁部经理悄悄告诉她，让我小心点。次日，我回去给中介送一件误带走的物品，租赁部经理悄悄对我说，王哥，我们也是不得已，请你原谅，不过你也别弄那些事了，安心过日子吧。看来这个租赁部经理了解到一点情况。还有，在我们搬走之前，有人来看房子，但显然是租，不是买。如同2008年3月是为了给奥运清场一样，这次是为了给中共建政60周年“大庆”清场，他们要逐个落实我们这些“重点人口”的具体信息，包括住址。

新住处换了派出所辖区，是个国企家属院，独楼独院。住了一年，房东对我们很满意，第二年即2010年8月，合同到期前一个月续签。10月8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11日晚，老婆在下班途中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房东给她打电话称，派出所要找我。我一听顿时感到警方干的简直是兽行，因为他们本来有我的电话，竟不直接找我，非要通过房东找我老婆，故意给我制造压力。当天晚上，分局国保跟我见面，通知我被上岗。这次上岗连续62天，把老婆气坏了。2011年8月，房东告诉我老婆说不租给我们了。我打电话责问片警，后来由片警出面，房东才同意继续租给我们。2013年，房东说孩子准备上学，要搬回这里（旁边有个小学），不再租给我们。于是我们搬离了这个连续住了四年的地方。搬家时还有个插曲。老婆找了几个对我的背景一无所知的朋友过来帮忙，其中一人在楼下负责看车。我在楼上收拾东西。快搬完了，我下楼来到车前，那个看车的朋友说，刚才门口那个女的问他派出所是否知道我们搬家。我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应该是门卫把他当成搬家公司的人了。事后我对警方很恼火地说，你们派门卫盯着我，我管不着，但连我搬家门卫都要问派出所是否知道，你们是不是太过分？警方声称应该是误会，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

我们搬到另一个派出所辖区，但只住了一年，因为冬天暖气不热，老婆颈椎病犯了几次，被迫买了电暖器，但还是太冷。这次，警方没骚扰房东和我的家人。

前年，我们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又换了个派出所辖区。两年来，房东和家人没受到警方骚扰。但是，房东突然说要卖房子，并说优先卖给我们。我们哪里买得起，接近三百万呢。于是，我临时性回了趟北京，准备搬家。

三

为什么说我是临时性回了趟北京呢？因为从2014年11月起，我就基本住在老家，陪护父亲看病。

父亲于2008年9月在莒南县医院被诊断为良性肿瘤，术后感觉病症反而加剧，11月做病理切片确诊为恶性肿瘤，立即去临沂市肿瘤医院，确诊直肠癌晚期，已转移到肝。同时对直肠和肝做了手术，没出院接着做第一次介入治疗，连续住院约40天，我几乎没离开。在第三次介入治疗后，我回北京上班，妹妹和妹夫陪护父亲做介入治疗和化疗。半年后，病情逐步稳定，后来复查，病灶消失了！三个月复查一次，直到2011年9月肝部再次长出新的病灶。再次手术和化疗，几个月后病灶再次消失。2014年11月，复查发现肺部大面积扩散。我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说如果不治疗，活不到春节。我立即回家，陪护父亲化疗。第三次化疗时，又查出病灶转移到胸骨。医生无奈地说，麻烦大了。没想到经过四、五次化疗，病情再次好转，即肺部病灶大的变小、小的变少。我们全家喜出望外，医生也连连称奇，说这种概率只有百分之几。伊立替康和雷替曲塞联用8次后，医生说至少要休息三个月才能再次使用。此时，父亲由于呕吐、腹泻严重、食欲不振，身体极为虚弱。但是，仍如以前一样，二十多天住院一次，因为治疗胸骨的唑来膦酸不能停。伊立替康停止使用三个月后，再次使用，父亲身体仍特别虚弱。医生犯了愁，说除了使用靶向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适用我爸的靶向药有两种，其中贵的那种叫爱必妥，效果比便宜的安维汀要好。但他没给病人用过，他的一个拐弯亲戚的领导在济南用过爱必妥，来他这里复查发现病灶消失，所以他印象深刻。但据他了解，临沂各医院没用过这种药，济南、青岛用过。

网上介绍，中华慈善总会跟爱必妥的生产厂家德国默克公司有免费赠药的合作项目，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必须在患病前是低保户。我家不符合这个条件。第二种情况，自费使用三个月后，终生免费使用。如果是自费，要花20几万。通过熟人打听，香港便宜，可以在深圳寄送。但缺乏值得信任的渠道，且始终是自费。印度最便宜，面临同样问题。至于北美和欧洲、包括德国，都说这是处方药，没法弄。

由于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默克公司在北京也有分公司，我决定回京一趟。这是去年9月底。30日出院当天，北京片警发来短信说，十一就要到了，最近情况如何？我答复说，下午出院，已买好2日回京、13日回老家的票。

10月7日是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片警问我这两天有何安排。我说明天是假后第一个工作日，打算去一家德国药厂在北京的公司打听情况。片警说问问所里。过了会儿片警说所里同意派车陪我去。

8日上午，一辆警车拉我去了建国路。司机穿警服，还有一男一女穿便衣。根据地图搜索结果，默克公司在建国路北侧的金地中心。司机让男便衣下车跟我去。在金地中心大门外，我用身份证登记后，去了18层，发现整层楼装修，只好下来。问保安，其中一个说好像没搬走，另一个说好像搬走了，去现代城打听吧。回来上了警车，从前面掉头，停在马路南侧，男便衣又跟我去了现代城A、B、C、D四座，没找到默克公司。在大厅问保安，也没听说。于是回到车上，告诉司机下一步去西单。谁知司机顿时变脸，说谁让你去的？我一愣，说早跟片警说好了。司机说不知道。我说你再问问。司机口气生硬地说，那就把你拉回所里，让别人带你去吧。我说好啊，没问题。司机想了想，打了个电话。我听出他是打给分管副所长的，就说让我跟副所长说两句。司机不理我，挂了电话。我火了，打电话给副所长，说，他们态度太差，我早跟片警说好了去西单和航天桥，他们不想去，你看着办吧。副所长给司机打了个电话，司机蔫了，掉转车头去了西单，后来再没为难我。事后我见到片警，提起司机态度，毫不客气地说，有人就是贱。当然，我没告诉片警的是，既然司机不识抬举，我就在和男便衣单独行动时，问男便衣知道为啥派出所派车陪我不？男便衣说不知道。我问他，听说过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事了么。他说知道，记不清叫啥名了。我说，叫刘晓波，今天是他获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我认识他，所以我从山东回北京打听药的情况，你们就派车陪我。他有些惊讶，后来明显对我客气得很。而我后来想，穿警服的司机是否把我当成被管制的犯人了？看来，对他们这种只知执行命令、不问青红皂白的家伙，不需客气。

中华慈善总会在西单二龙路附近。这座楼从外面看起来很简朴，中华慈善总会只是这座楼上的多家单位之一。门外没有保安。在大厅向保安打听中华慈善总会，保安立即告知楼层，不用登记。到了楼上，从外面看，办公室里面比较普通。问了一个人，他去一个大办公室喊另一个人出来，这人说他们只负责接电话和EMS，不负责接待人，让我回去打电话，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警车继续西行，路过军博，去了航天桥西，在路南的航医大厦二楼找到百济新特药房。药房说这里有爱必妥，但只管卖，不管申请赠药的程序。

于是警车打道回府。既然这次警方派车，所以我就干脆走了三个地方。后来我在电话里告诉刘霞，这天他们以警车开道带我路过天安门广场和晓波刘霞新旧两个家附近的方式，帮我纪念了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具有特别意义。

四

父亲告诉我，他在村外散步时，遇到邻村我的一个同学的大爷。这个同学在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医生，他父亲和他哥都得癌症去世，所以尽管他不是学肿瘤的，但对肿瘤不陌生。父亲让我联系这个同学。我找了两个同学要到这个同学的电话，他说青医附院用过爱必妥，我说过几天去找他。因为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项目介绍，山东只有济南和青岛两个城市有项目注册医生（2016年又增加了淄博、潍坊、烟台三个城市）。

14日回到老家，15日上午去临沂市肿瘤医院取病理切片，晚上去了青岛，在姜福祯先生家住下。这是我时隔十年整又来青岛。上次是2005年10月，刚出狱5个月。老姜原来的房子没了，租了个拥挤的小房子。16日早上去医院，见到20多年没见面的同学。巧了，他马上要去武汉出差，只给我几分钟时间，匆匆领我到肿瘤科介绍了个大夫走了。大夫打电话叫来默克公司的业务员，取走切片。来不及见其他朋友，吃完午饭往回赶，到家已晚上7点多。

一周后，默克公司的KRAS与NRAS检测报告结果出来，父亲是野生型，适用爱必妥。

按青医大夫的说法，要花二十七八万，加上住院，至少三十万。我上哪儿弄这么多钱？私下跟几个亲朋好友说了，他们伸出援手，给我凑了十万。但离目标还差得远，只好搁置。

10月下旬，父亲在医院院报上看到一个以前认识的医生写的文章，决定去做介入治疗。从11月开始，经过两次介入治疗和两次辅助治疗，肺部病灶开始曾有好转，后来略有恶化。4月初，父亲被迫回到原来的科室继续使用伊立替康化疗。好在这次剂量小，呕吐、腹泻等副作用比上次小得多，但食欲很差，体重比介入前降了近10公斤，且仍在持续缓慢下降。医生犯了愁。

于是，我和父亲再次想起爱必妥。

外科和内科医生均明确说，父亲现在的状况完全适用爱必妥。由于父亲对各种药物均敏感，且自确诊至今已存活近8年，所以爱必妥很可能也对父亲有效。但因没钱给父亲用爱必妥，这半年多我的心情一直非常压抑，父亲也经常流露出失望。如果父亲因此抱憾而去，我的余生恐怕也不会安宁。所以，在父亲再次谈起爱必妥时，我提出，给父亲用爱必妥。如果用了爱必妥，仍治不好父亲的病，我就没遗憾了。父亲一方面表示不忍心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另一方面又积极打听爱必妥的使用情况。用母亲的话说，父亲想活。父亲自己也说，他当然想活。而我，也很难设想父亲的离去。从2009年我第一次听到崔京浩的《父亲》，就迷上了这首歌，下载在手机里，经常听。年轻时我对父亲很叛逆，经常争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子情却日益加深，我无法忍心看着父亲抱憾而去。

由于默克公司爱必妥项目将山东划为两个市场片，临沂归济南片，所以在得知我希望在临沂使用爱必妥后，青岛业务员把我介绍给了济南业务员。济南业务员说临沂市肿瘤医院已用过爱必妥，告诉了我几个医生的名字，其中一个我认识，因为她以前给我父亲做过化疗。于是，我跟这个女医生取得联系，她说已有几例病人用过爱必妥，只有一例无效。

我问济南业务员，到底大约花多少钱。他说要根据病人体表面积计算。问了我爸的身高和体重，说20多万。我还问了临沂和青岛的医生，她们说爱必妥是否有效，用两次就能看出来。济南业务员说要三四次。我算了笔账，如果无效，总花费不到十万，手上的钱够了。如果有效，要花20多万，现在不够。很幸运，在有爱心的人们的帮助下，这笔钱虽然还不够，但已相差不多，所以，可以开始付诸行动了。

五

在北京火车站给丈母娘买了回她老家的票，也给我自己买了14日回老家的票，最后给丈母娘退了此前买的票。丈母娘原计划7月10日回老家，因我们突然搬家，所以推迟回家，留下帮我们收拾。我买的是北京到日照的K1901，在莒南不停，要在临沂下车换乘汽车回莒南。我第一次坐K1901是2013年8月22日，薄熙来案在济南开庭那天。本来我是提前八九天买的票，而薄熙来案开庭只是提前三天公布，所以，我回老家这事与薄熙来案毫不沾边。何况，火车跑京九线，不走济南。但21日警方突然找我，问能否推迟回老家。我说不行，我回老家有事，推迟的话就耽误了。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明天的火车，是不是监听了我的电话，他们说你就别明知故问了。后来他们决定派两个片警跟我一起去我老家。22日晚，没买上票的两个片警跟我一起到北京火车站，亮出警察证进站，找了一个铁路警察，我先找到我的铺，他俩后来告诉我找到新的地方，让我过去。走了几节车厢，遇见十来个乘务员在一起，见到我后都散了。我进这节车厢一看，里面没别人。俩片警解释，这是乘务员车厢，每趟火车都有这么一节，专供乘务员休息。这俩片警比我大十岁左右，睡下铺，我睡中铺。开始只有我们仨，后来过来一个乘务员隔了几个铺睡觉。事后我想，那十来个乘务员可能是为了确认我，以防我中途下车——实在不明白警方为什么假定我会对薄熙来案有如此大的兴趣。一夜无话，平安到达临沂，下车后吃了午饭，俩片警打车把我送到我们村口，他们去县城住了一夜，次日跟我打声招呼回了北京。

在火车站办完事，去了航天桥西百济新特药房，爱必妥价格是每支4315元，不能寄到外地。我打电话问济南业务员，他说这是全国统一价格，不能便宜。我说我们很不容易凑的钱，尽量便宜点吧。他说顶多便宜十块二十块。

然后过天桥，去马路对面坐公交。这是第一次步行走航天桥。上了一段桥，下到地面又上去，拐弯处突然看到一个穿保安服的中年男性和两个戴红袖箍的老太太站在桥上，心想北京最近又有啥事这么紧张。

于是想起去年7月9日我回到北京那天，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被关押。我虽然也被问了问，但没大麻烦。我感到痛心的是，有胡石根这种坐牢多年的老资格民运人士，和王全璋这种近年来积极参与人权活动的新人，被抓了几十个。现在又是709一周年，不知胡石根、王全璋等人在里面咋样了？

我跟胡石根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前年11月19日。那天晚上，我们四人一起吃晚饭，突然妹妹打来电话，说了父亲的检查结果，我脑子顿时乱了套。胡老师感叹说，原来你爸只比我大6岁，这么年轻，应该好好治疗。去年7月9日我在离开北京接近8个月后第一次返回北京，恰逢709事件，没机会见到胡老师了。

我跟王全璋是山东老乡，五莲县跟莒南县中间只隔着一个莒县，离得很近。他还在山东时我就在网上接触过，他来北京后见过几次面。他在读大学时就参与过人权活动，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只是他前期低调，少有人知道。近几年在北京当律师，名气慢慢大起来。但我想不到，他这么快被抓，而且闹得动静这么大。

还有，四川遂宁的陈兵被抓了。双胞胎兄弟俩都坐牢，他们的母亲去世不到一个月。你能想象，他们的家人会是怎样的心情？

还有，好多好多的人，无辜，却被关进大牢……

六

老婆在同一座楼的不同楼层看中了一套房子，比上家贵了一千多。老婆嘟囔着早该借钱买房子，我装作没听见。

周五晚上，新房东通知我们去签合同。这家装修好一些，怪不得贵。周六下午两点，新房东搬完家。我们开始搬。丈母娘在老房子收拾，老婆在新房子收拾，我负责搬运。

这座楼是塔楼，每层住着不少户，对角线有几十米，新旧房子正好接近对角线两端。但拉着小拖车进出电梯搬东西倒也没觉得累。头几趟用心数着趟数，后来每搬完一趟就在手机上记一个数。到晚上，搬了31趟。周日继续搬，达60趟。周一上午又搬了5趟。不算空手，总计搬运65趟。此外老婆和丈母娘加起来搬了有10趟，别人过来帮忙搬了有5趟。这样算起来，总计约80趟——没想到这么多。晚上老房东来结账。中介也来了，是卖房子的。这家房东没骗我们，跟我们这两年相处得还不错，好聚好散。周一这天，终于明显感到累，下午呼呼睡了一大觉。

然后天天在家收拾。

明天，又要回老家了，继续陪父亲看病。

2016年7月11日-13日于北京

补记一：

7月14日晚，我在火车上听说陈卫陈兵的弟弟陈冬病逝，忍痛在推特上发了个讣告：“四川遂宁陈卫、陈兵的弟弟、华为硬件部开发专家陈冬，今晚10:30因心脏病去世。不到一个月前陈母去世，现在陈卫、陈兵坐牢，陈氏一门连遭惨祸。”15日下午，惊闻胡石根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

2016年7月17日于山东莒南

补记二：

我爸用过两次爱必妥后，8月16日再次住院。CT结果显示，肺部病灶和纵隔及心包横膈区肿大淋巴结均有缩小。我爸有救了。真高兴。

不过，胡石根已被判刑7年半。我希望他早日出狱。

2016年8月17日于临沂市肿瘤医院病房

《纵览中国》2016年8月17日

王金波：对暴政的反抗，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为非暴力抗争英雄郭飞雄绝食百日作

郭飞雄连续绝食马上要满100天了——今年5月9日，郭飞雄开始在狱中绝食，8月17日是其绝食第一百天。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wang_maya）在推特发言说：“对自愿进行绝食的郭飞雄强迫灌食是酷刑。中国政府应立即停止这违背国际标准的做法，允许他见家人和律师并接受治疗。”我这才知道强迫灌食是酷刑。

虽然郭飞雄的姐姐和律师能够见到郭飞雄，但监狱不允许郭飞雄谈论受虐细节。这样，外界无法得知郭飞雄被灌食的详细情况。

郭飞雄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监狱强行作“肛检”及被威胁要录制视频上网，此外，还要求中国政府改善狱中政治犯待遇，在全国监狱取消电刑，并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来，郭飞雄又提出要求转监狱。无疑，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我曾在2001年连续绝食106天。在最近30多年的中国民间抗争史上，除法轮功人士外，我和郭飞雄的连续绝食时间之长，即使不是最高纪录，但肯定是时间最长的纪录之一。此外，2004年11月我进行的连续17天绝食，对我身体损害最大。

2001年5月9日，我被山东省莒南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以“侮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的罪名处以治安拘留15天。所谓“侮辱人民警察”，警方出示的证据是我在洪哲胜先生主编的《民主论坛》发表的《让我记下一笔警察侵犯公民权利的罪行》，说警察家属看到后向他们反映，认为我“侮辱”了他们。这个借口很好笑。是哪个警察的家属？这个警察的家属既然是《民主论坛》的读者，他或她是怎么看到《民主论坛》的？对于这些疑问，警方不予考虑，只是把我送进拘留所。我不服，开始绝食。7天后，拘留所试图给我强行灌食，我反抗后未能灌食成功。次日我开始喝稀粥。5月24日早上，我被转到莒南县看守所刑事拘留。在看守所我恢复进食，但身体虚弱，天天躺在监室休息。28日早上，因我不听从值班警察李太山的命令，被李太山毒打。于是，我开始绝食，持续106天。

我挨打两个小时后，看守所所长来了，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通过莒南县看守所向莒南县公安局报案，立即调查李太山殴打我的事实真相并惩处凶手”，并宣布两点声明：“从现在起开始无限期绝食，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从现在起有时可能故意违反狱规，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当天恰好办案警察提审，于是我增加了第三点声明：“从现在起拒绝回答有关我的案子的问题，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

我当时绝食不绝水——也就是说，主食、蔬菜、流食等均不吃，但是有时吃点咸菜补充盐分，此外正常饮水。

我绝食，是为了表达意志。这种意志，既包括具体要求，也包括抽象理念——对恶的反抗，对权力和暴政的反抗，对善的追求，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

6月2日，看守所开始给我注射葡萄糖并鼻饲灌食。此后每天一次，直至9月10日。灌的食物以奶粉为主，加一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据我估计，每天灌食补充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热量，接近一顿普通餐量。

最开始具体灌食的是跟看守所斜对门的县中医院的护士。巧了，第一天来的护士长是我同学的嫂子。后来中医院的护士不再来，具体灌食的换成看守所卫生室唯一的医生王铁成。王铁成是我在莒南一中的师弟。所以，看守所开始对我挺照顾。即使到了后来，王铁成烦了，每天灌食时间不再相对固定，但仍坚持一天不漏。而且，他们灌食的动作很小心，并不粗野。总之，在灌食的具体操作上，莒南县看守所算是很照顾我，没有故意借此让我遭受更大折磨。

绝食开始后最难熬的是第三四天，各种诱惑达到顶峰，如果稍有动摇就会放弃。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越来越消瘦，以至于身下必须铺着褥子——对于渐渐突起的脊椎骨来说，床板太硬，硌得难受。

到了7月，我甚至闻到自己的大便也有香味，而别人则说，我嘴里呼出的臭味比大便还难闻。

5月28日早上我开始绝食后，上午就有办案警察提审。我记得清清楚楚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查大队（后来改名叫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杜宣台那句丧尽天良的话：“早知道你绝食，不再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不来了。”在他眼里，我被看守所警察打成啥样，他完全不在乎，虽然我已说明，再次通过他们向莒南县公安局报案。他关心的，不是我的死活，只是案子能否办下去。此后办案警察又来过两三次，劝我进食未果，就算了。

临沂市检察院公诉处的检察官来看我，也对李太山殴打我、我被迫绝食的事情顾左右而言他。

总之，在这些办案人员口中，我的绝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

在绝食后期，经其他在押人员引诱，我偷偷吃了点东西。后来，由于我的案子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明白他们可以多次使用这个招数，而100多天的绝食已经表达清楚了我的意志，就通过在押人员向看守所提出暂停绝食。9月11日，我恢复正常进食。

2004年11月10日开始的绝食虽然持续时间不长（17天），但对我身体损害最大。

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山东省监狱对我的迫害。在严密的监控下，我除了正常饮水、吃了几百克咸菜以外，未进食任何食物。11月26日下午，监狱医院的犯人开始从我的喉咙里给我灌食。次日上午再次灌食，下午我宣布结束绝食，晚上恢复正常进食。这两次灌食，跟2001年莒南县看守所的灌食相比，手段恶劣得多。莒南县看守所是鼻饲，开始不舒服，后来习惯了，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山东省监狱灌的不是奶粉，是西红柿等搅碎的食物，从喉咙里插管，难受百倍。

绝食十多天后，有个不常见面的犯人有次见到我一脸惊讶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瘦！”他的表情我一直记着。

我这次绝食，还有几个目的：

一是试试能否完全顶住诱惑。这次我成功了，没偷食一点食物。

二是“复仇”。一年前的2003年11月，因警察违背诺言不让我去车间洗澡，我怒而砸坏监区大门玻璃，禁闭后反思自己被抓到把柄，被迫承认砸坏玻璃不对，一直在找机会“复仇”——在他们找不到我确实有错的情况下再被禁闭一次。当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威胁我绝食是抗拒改造并对我禁闭时，我笑了：“去年你们禁闭我，我确实有错。这次你们要禁闭我，我巴不得呢。”此后再没人跟我提禁闭的事——我的“复仇”成功了。

三是在这之前我给父母的信中多次提到林昭、孙志刚，虽然这些信都被监狱非法扣留，但我赴死的决心已下，如果监狱当局眼睁睁看着我死了，我绝不会白死——山东省监狱乃至中国当局都将付出代价。

最近，印度政治活动家伊萝姆·恰努·莎米拉（Irom Chanu Sharmila）宣布结束近16年的绝食。《纽约时报》报道说，“莎米拉被拘押在因帕尔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医学院（Jawaharlal Nehru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该院副教授洛克什瓦尔·辛格博士（Lokeshwar Singh）称，因为她之前一直通过鼻管进食，身体起初只能容忍不那么着实的固体食物，然后才能逐渐适应正常餐食。”

由此看来，如果使用尽可能减轻疼痛的鼻饲方式，且不故意引诱的话，长时间强迫灌食虽然是酷刑，但维持人的正常新陈代谢，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当局对郭飞雄的灌食方式跟莎米拉获得的方式相同，那么即使郭飞雄长期绝食，也不一定有生命危险。但是，当《纽约时报》上莎米拉的照片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看到的是一张明显不健康的瘦得变形的脸。

联合国已经对郭飞雄绝食表示了关注，其他一些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也多次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郭飞雄。

莎米拉的绝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更应该持续关注郭飞雄绝食，因为，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要恶劣得多，而郭飞雄是中国恶劣人权状态下的非暴力抗争的英雄。

2016年7月23日-8月15日初稿，8月16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08月17日

王金波：不该再受这个苦——漫谈胡石根

终于再次见到了胡石根老师。不过，这次不是面对面，是我通过网络和电视看到了他，而他没有看到我。

当然，胡石根不可能看到我。因为，一年多了，他在监狱里面。

一

1998年参加民运之前，我通过收音机听到过胡石根的名字。1998年参加民运之后，在一份资料上见到对胡石根的介绍，知道他原是大学老师，因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20年，是79民主墙运动以来刑期最长的知名政治犯。后来见过一些文章对他的怀念和呼吁，很佩服他。2006年我到北京生活以后，发现他昔日的老朋友们对他念念不忘。由此，我有了切身体会：对昔日的老朋友们，他是令人牵肠挂肚的领袖、师长、哥们。

进入2008年，胡石根昔日的老朋友们，越发频繁地谈论他。8月25日半夜，胡石根的姐姐胡风云到达北京。26日早上，胡风云和早就在北京打工谋生的三弟胡水根，去监狱接胡石根。康玉春打电话给胡风云了解具体动向，我起草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发到网上：

“著名民运领袖胡石根出狱

8月26日早上9点，已坐牢16年零3个月的著名民运领袖、原中国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北京语言大学讲师胡石根先生获释出狱。胡石根的姐姐胡风云等亲人在警方的陪同下已同胡石根会面，正在赶往北京的临时住处。胡风云说，胡石根的身体看起来不太好，因为晕车，胡石根半途下车休息。”

康玉春下班后去见了胡石根。但胡石根却没认出康玉春——要知道，16年以前，他俩太熟了，而且康玉春是他们案子的第二被告，获刑17年！

二

一个多月后，我第一次见到了胡石根。在积水潭和德胜门北边那个狭小简陋的塔楼房间里，这位身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大名人，在我面前却是谦卑、土气、木讷和局促。

因康玉春忙于上班，对民间异议生态了解不够，让我向胡石根做个大体介绍，所以我事先做了整理，标题叫“维权时代的民主运动与民运人士”，分为五部分：民运与维权、生存状态、一些主要民运人士的状况、出狱后面临的选择、民运前景。

第一部分“民运与维权”，我是这样介绍的：

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标志，中国进入维权时代。此后，传统民运，或曰狭义民运，其影响逐渐被维权运动超越。2007年8月，海外近百名民运人士借胡平60大寿之机聚会，坦承海外民运面临窘境。同时这也标志着国内传统民运的低潮。

传统民主运动，以政治反对派为角色定位，以体制外资源为（主要）渠道，以民主政治制度为目的。新兴维权运动，以权利受害者（及维护者）为角色定位，以体制内资源为（主要）渠道，以维护自身（及他人）权益为目的。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国内媒体仍封杀传统民运，但维权运动已有一席之地（偶有例外）。

维权运动跟民主运动殊途同归。因为无论如何，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才是最终解决方案。但因传统民运的浓厚理想主义色彩和巨大风险等局限性而不易吸引大量普通民众，所以维权运动近年来蓬勃兴起，以至于很多民运人士也纷纷往维权人士身份转型。其中有少数人转型比较成功。但这些转型成功的人大多没有正式坐牢、至少没有长期坐牢。

维权时代，由于互联网普及造成的信息轰炸，以及维权运动的内在要求，政治宣言式的行为方式已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对一个谋求生存并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人来说，知识层次的精细化、专业化成为基本要求。仅仅靠道德感召力已不适应时代的变化。

第二部分“生存状态”，我介绍说，传统民运人士大多坐过牢。出狱后，这些民运人士生活状态大多面临窘境。刘晓波等少数人较特殊，以其稿费等收入不愁吃喝。如果能基本脱离民运圈子谋生，有可能生活状态略好。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维权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极权成分正在减少，极权主义后期（通常称为"后极权"，即later-totalitarianism）特点逐渐增加。体制外谋生已不仅仅成为可能，而且日益普遍。

第三部分“一些主要民运人士的状况”，分为国内和海外两部分介绍。国内部分主要介绍刘晓波、张祖桦、丁子霖、陈子明、许良英、江棋生以及狱中的王炳章、秦永敏等人的情况，海外部分主要介绍魏京生、方励之、胡平、王丹、杨建利、王军涛等人的情况。

第四部分“出狱后面临的选择”。第一是角色定位。在知名民运人士中，出狱后在国内仍能成功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不多，刘晓波、陈子明比较成功。在知名度较低的民运人士中，定位独立知识分子的也不少，有的比较成功，但大多不成功而被迫另谋生路。有人自我定位不是独立知识分子或政治家，其中有人靠自己的特长和能力找到一条谋生之路，比如康玉春、陈晏彬，但更多人生活状况不稳，为寻找谋生之路而奔忙，比如李海、刘京生。有人自我定位政治家，但因其年龄、知识层次、知识结构、人际关系等原因而力有不逮。第二是生存手段。现在的民运人士已经可以靠完全的体制外资源生存，途径有创业、打工、撰稿及做项目等。

第五部分“民运前景”。新兴维权运动正在成长之中，尚未出现杰出的领袖人物。此前曾出现几个影响较大的明星人物，因角色定位失误而昙花一现。维权运动不乏低调做事的人，这些人的前景更为可观。未来民主中国的主要领袖，有一部分可能来自目前的维权运动。另一方面，维权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公民个人权利得到普遍认同，民主运动将再次引领潮流，大浪淘沙之后的民运人士，有可能在此时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

此后我很快回山东老家陪护父亲住院，所以没来得及跟胡石根更多接触。几个月后我发现胡石根对民运总体情况仍是稀里糊涂，问他还记得当时我介绍的那些情况么，他说他当时刚出狱一个多月，对已隔绝十几年的民间异议生态还没找到感觉，所以几乎没记住我的介绍。听了这话，我才明白连续16年零3个月的牢狱对一个人的损害有多大。

每个人的经验都只能是自己的经历所获得的经验。我坐牢4年，经验只是4年的，跟10年、16年的坐牢经验是不同的。我出狱后虽然只用两个月（头一个月没上网）就了解了海内外民间异议生态，但适应社会却用了一年不止。因此，比我年长17岁的胡石根，在坐牢16年多后，要用多长时间才能适应社会，我不知道。

我坐牢4年的体会是：度日如年。出狱前不到一年，我制作了一个日历表，每过一天划掉一天。我觉得，如果判10年，或许我会改变方式，不再那么强硬。因此，当胡石根面临20年刑期，最后迫不得已认罪并争取减刑时，我是完全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早日出狱才是上策。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妻子坚持了十多年，还是在他出狱前离婚了。而且，女儿也不理解他，甚至在他出狱后不愿见面，尽管就在咫尺之遥的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于是，胡石根被迫装作陌生人，到学校里远远地偷看女儿的模样。我没有经历过这样悲惨的家庭关系，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内心创伤。

胡石根出身南昌郊区农村，兄弟姐妹都在江西老家或广东。只有三弟胡水根有时候在北京谋生，但也仅仅是谋生，能生存下来就已算不错。所以，家人的帮助，哪怕只是呼吁，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四

我的性格不喜热闹，所以尽管北京民间人士有那么多聚餐，我参加极少，认识的人很有限，保持交往的人更少。相比来说，胡石根算是我交往很多的朋友了，每年总能见上几面。

说来也怪，这次天津709案开庭，央视呈现给世人的胡石根的形象，竟与我的直接印象有很大差距。

央视着重强调胡石根的教会长老身份，并且给人讲“推墙思想理论”。可是，在不是基督徒的我的面前，胡石根从没特意展示过他的基督徒身份，以至于我常常忘了他是教会长老——我喊他“胡老师”，他直接叫我名字。经过几年接触，有次他说我“你也是老民运了，只不过是年轻的老民运”——我想，胡石根已把我当成他所出身的那个群体的亲密弟兄。此外，胡石根对我只字未提“推墙”理论。我并不参与近些年兴起的街头维权运动。或许由于以上原因，胡石根觉得没必要跟我提及“推墙”思想理论，因为对我们来说那是基本共识——用和平方式使中国转型为民主国家。

五

在那个狭小的房间，我吃过几次胡石根做的饭——煮面条。胡石根的生活简朴跟结婚前的李海有一拼，都是填饱肚子就行，从不讲究营养、蛋白、脂肪、菜系什么的——不锈钢老鼠刘荻说我们几人吃饭太不讲究，就是缘于此。

毋庸讳言，出狱后的胡石根的谋生，很艰难。

出狱初期，胡石根获得一些救助，生活还可以。过了几年，钱花得差不多了，手头上紧起来，甚至不得不开口跟别人借两千块钱去广东姐姐家。消息传开，胡石根获得新的救助，度过难关。

我和胡石根的几个老朋友觉得他掺和的事有点多。后来我想，除体现他宽容待人的性格以外，他可能还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一些谋生的渠道——毕竟，接触面更广，获取资源的机会更大。

我们曾希望胡石根静下心来写点文章，传播他的思想，可终究没有成功——他更喜欢通过口耳相传的原始方式传播思想，而这，最终成了他的“罪证”。

曾在2014年成为胡石根“同案”的刘荻说，胡石根喜欢讲“空话”——在聚餐结束时讲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而这些道理不用他说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是“空话”。不知这是否是胡石根当大学老师形成的习惯，而同样当过大学老师的李海没有这个习惯。胡石根的这个习惯，促成了他这次入狱——从这个角度讲，实在冤。

六

去年7月胡石根失踪后，老朋友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方面出了事。有人说，按说锋锐事件主要是律师和访民的事，他两者都不是，不该出事。有人说，胡石根给了某个访民一点钱，被供出来了。有人说，胡石根到处跟人吃饭，吃出事来了。

不能不说，“交友不慎”，导致灾难是正常的。杨天水出狱后跟几个刑满释放的刑事犯一起搞民运，其中一人再次盗窃被抓，为了“立功”咬出杨天水“颠覆国家政权”，导致杨天水再次坐牢12年。很多人认为杨天水不值。可是，谁能事先帮助杨天水避免悲剧？

杨天水的悲剧过去10年多了，现在很多人认为，胡石根同样“遇人不淑”——似乎不是没有道理。

七

胡石根在2008年出狱时，头发已全白。但是，这些年来，我竟一次也没亲眼见到他的白头发，只在照片上见过。这次庭审，再次见到他满头白发的照片，并第一次在视频和电视里见到他发言的样子。

胡石根的“认罪”，得到了最大多数的人们的理解。几乎没人埋怨和指责。人们仍然认为胡石根是英雄。这既因为胡石根守住了底线，还因为大家觉得胡石根坐牢已经够多了，不应继续受苦，这个牢不应再坐。所以，胡石根应该争取早日出狱，是胡石根的老朋友们的共识。

2016年8月7日至9日初稿，10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民主中国》2016年8月21日

王金波：搬家记

2016年7月5日凌晨4点26分，火车准点到达北京西站。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西站下车。

我在老家照顾重病的父亲，这次临时性回京，是因突然要搬家；而之所以要搬家，是因房东突然告诉我们要卖房子。

我来北京十年多，搬家十多次。前两年简单，独身一人，住过9个地方，其中5个在香山，而其中最后一处，住了十个多月，是个约20平米的开间，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算是不错了。房东出租了大大小小十几间房子，对我非常客气，见面就是笑脸，有求必应，甚至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可是，如同“人民公仆”随时会对主人翻脸，所谓“衣食父母”瞬间就啥也不是。2008年3月29日到30日半夜，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香山派出所三级公安机关传唤两个小时，之后房东立马变脸，说他的一个亲戚要来住，让我赶快搬走。后来房东领人来看房子，根据他们的对话，来人显然不是他的亲戚。

那年4月，老婆来到北京，准备去城里找工作。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我们搬到城里。14点27分，一辆三轮车载着我和老婆及刚买的一组沙发经过一座桥上，对地震没有丝毫感觉，尽管北京有人声称感觉到了地震。“新居”住得我胆战心惊，因为恰逢奥运。还好不是最严格的管区，所以表面上安然过了几个月。后来为了老婆上班方便，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

这一处本来住得挺安稳，可第二年8月底，突然一个自称辖区派出所的电话打过来，说我的暂住证上的地址和该房房产证的地址不符。过了两天，一直对我非常热情的中介公司租赁部经理来，说：“不好意思，这家业主要卖房子，你们还是快点搬走吧。”9月初，我们搬走的当天晚上，老婆说，租赁部经理悄悄告诉她，让我小心点。次日，我回去找中介办理事务，该经理悄悄对我说：“王哥，我们也是不得已，请你原谅，不过你也别弄那些事了，安心过日子吧。”看来这个租赁部经理了解到一点情况。还有，在我们搬走之前，有人来看房子，但显然是租，而不是买。事后我才想到，如同2008年3月是为了给奥运清场一样，这次是为了给中共建政60周年“大庆”清场，他们要逐个落实我们这些“重点人口”的具体情况。

再一个新住处是国企家属院，独楼独院。住了一年，房东对我们很满意。第二年，即2010年8月，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又续签。10月8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11日晚，老婆在下班途中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房东给她打电话称，派出所要找我。我一听顿时感到愤怒：他们干的简直是兽行！他们本来有我的电话，但有事竟不直接找我，非要通过房东找我老婆，故意给我制造压力。当天晚上，分局国保通知我被上岗。这次上岗连续62天，把老婆气坏了。2011年8月，房东告诉我老婆说，房子不再租给我们了。我打电话责问片警，由片警出面，房东才同意继续租给我们。2013年，房东说孩子准备上学，要搬回这里，不再租给我们。于是，我们搬离了这个连续住了四年的地方。搬家时还有个小插曲。老婆找了几个对我的背景一无所知的朋友过来帮忙，其中一人在楼下负责看车。我在楼上收拾东西，快搬完了，我下楼来到车前，那个看车的朋友说，刚才门口那个女的问他派出所是否知道。我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应该是门卫把他当成搬家公司的人了。事后我对警方很恼火地说：你们派门卫盯着我，我管不着，但连我搬家门卫都要问派出所是否知道，你们是不是太过分？警方声称：应该是误会，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

我们搬到另一个派出所辖区，但只住了一年，因为冬天暖气不热，老婆颈椎病犯了几次，被迫买了个电暖气，但还是太冷。这次，警方没骚扰房东和我的家人。

前年，我们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又换了个派出所辖区。两年来，房东和家人没受到警方骚扰。但是，房东突然说要卖房子，并说优先卖给我们。我们哪里买得起，接近三百万呢。于是，我只得回北京，准备搬家。

那天过天桥，去马路对面坐公交。这是第一次步行走航天桥。上了一段桥，下到地面又上去，拐弯处突然看到一个穿保安服的中年男性和两个戴红袖箍的老太太站在桥上，心想北京最近又有啥事这么紧张。

于是想起去年7月9日我回到北京那天，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被关押。我虽然也被问了问，但没大麻烦。我感到痛心的是，有胡石根这种坐牢多年的老资格民运人士和王全璋这种近些年来积极参与人权活动的新人，被抓了几十个。现在又是709一周年，不知胡石根、王全璋等人在里面咋样了？

我跟胡石根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前年11月19日。那天晚上，我们四人一起吃晚饭，突然妹妹打来电话，说了父亲的检查结果，我顿时心里乱了套。胡老师感叹说：原来你爸只比我大6岁，这么年轻，应该好好治疗。去年7月9日我在离开北京接近8个月后第一次返回北京，恰逢709事件，没机会见到胡老师了。

我跟王全璋是山东老乡，五莲县跟莒南县中间只隔着一个莒县，离得很近。他还在山东时我就在网上接触过，他来北京后见过几次面。他在读大学时就参与过人权活动，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只是他前期低调，少有人知道，近几年在北京当律师，名气慢慢大起来。但我想不到，他这么快被抓，而且闹得动静这么大。

还有，四川遂宁的陈兵被抓了。双胞胎兄弟俩都坐牢，他们的母亲去世不到一个月。你能想象，他们的家人会是怎样的心情？

还有，好多好多的人，无辜，却被关进大牢……

此次，我们被迫搬家，只得再找“新居”。老婆在同一座楼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房租比上家贵了一千多。老婆嘟囔着早该借钱买房子，我装作没听见。

周五晚上，新房东通知我们去签合同。这家装修好一些，怪不得贵。周六下午，我们开始搬。丈母娘在老房子收拾，老婆在新房子收拾，我负责搬运。

这座楼是塔楼，每层住着不少户，对角线有几十米，新旧房子正好接近对角线两端，但拉着小拖车进出电梯搬东西倒也没觉得累。头几趟用心数着趟数，后来每搬完一趟就在手机上记一个数。到晚上，搬了31趟。周日继续搬，达60趟。周一上午又搬了5趟。不算空手，总计搬运65趟。此外老婆和丈母娘加起来搬了有10趟，别人过来帮忙搬了有5趟。这样算起来，总计约80趟——没想到这么多。晚上老房东来结账，中介也来了，是卖房子的。这家房东没骗我们，跟我们这两年相处得还不错，好聚好散。周一这天，终于明显感到累，下午呼呼睡了一大觉。

然后天天在家收拾。

明天，又要回老家了，继续陪父亲看病。

补记：

7月14日晚，我在火车上听说陈卫陈兵的弟弟陈冬病逝，忍痛在推特上发了个讣告：“四川遂宁陈卫、陈兵的弟弟、华为硬件部开发专家陈冬，今晚10:30因心脏病去世。不到一个月前陈母去世，现在陈卫、陈兵坐牢，陈氏一门连遭惨祸。”15日下午，惊闻胡石根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

2016年7月11日-13日初稿于北京，18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188期 2016年7月22日—8月4日）2016年7月22日

王金波：魔鬼的盛宴

1993年北京申奥，我正在上大学，那天晚上，华东地质学院有很多学生对结果破口大骂，唯有我是个例外，兴高采烈了半天——我一直认为六四屠殺后中国不配举办象征和平的奥运会。但1993年的申奥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奥运与我最初的关系，是在我始料未及的情况下建立的。

2000年12月27日或28日，我正在山东莒南老家那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祖居老房的厨房跟父母一起吃晚饭，平时一个月响不了几次的电话分机吱吱尖叫起来。是胡江霞打来的。她说准备发一封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释放王有才，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并再联系几个朋友。我答应了。我是1999年4月在杭州认识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的。王有才因1998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刑11年，当时正在坐牢。像呼吁释放政治犯这样的签名，当时对我来说是很积极参加的。我打电话征得几个山东朋友的同意，他们是：姜福桢、牟传珩、燕鹏、张铭山、申贵军、邵凌才（当时误写为“邵凌财”）。按当时民运界流行的一个习惯，我作为这次签名的山东地区的组织者，把我的名字放在最末（赵常青后来把这种习惯延续到2013年）。公开信发表后，我通过《大参考》看到其全文，里面提到国际奥委会，但我没意识到这将会对我产生多少影响。

2001年1月21日，我被莒南县公安局十字路镇西派出所传唤，警方问我是否在北美自由论坛给王有才签名呼吁，就是针对这事。我没听说过北美自由论坛，所以不可能在上面给王有才签名。那个签名，应该是被别人转到北美自由论坛的。由于这次传唤是山东警方对我态度最为恶劣的一次，所以我写了篇短文介绍这次传唤经过，发在当天的《大参考》，后来又被洪哲胜先生发在《民主论坛》。

2月8日我到西安，没过几天就发现警方四处找我。我被迫于18日回到青岛，两天后在网吧被抓，并立即被接回莒南。在一个小旅馆住了三天后，我被带到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即后来的国保大队）办公室。其他人都出去，剩下科长卢修田一人，严肃地对我说了几句话，还没切入正题，突然门被推开，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即后来的国保支队）警察侯献合（现任中共临沂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进来装作恰好碰见我，说要带我去吃饭。吃完晚饭，我被送回家里。卢四清告诉我美国国务院已关注我因致信国际奥委会而被拘捕的消息，可能是导致我很快被释放的原因。在这前后，有其他参与签名的异议人士被警方传唤，其中杭州的单称峰被劳教两年。

两会结束的当天（3月15日），我离开老家去了江苏，直到5月初返回家中。5月9日我被莒南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以“侮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的罪名行政拘留15天，证据就是北美自由论坛的那个签名。我在拘留所绝食抗议。行政拘留期满后的5月24日，我被直接转到莒南县看守所刑事拘留，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看守所晚上一般能看会儿电视，通常是六点半的山东新闻联播和随后的央视新闻联播。当时电视上有很多北京申奥的报道。1998年北京开始申办2008年奥运会后，到2000年逐渐成为媒体热点，海内外异议人士纷纷发表评论，大多对中国举办奥运持保留态度，甚至有的海外异议人士直接组织活动反对北京申奥。我一直没卷入这些活动，直到胡江霞发起28人签名。在看守所，有在押人员问我看法，我说，虽然我内心不希望北京成功，但显然北京肯定会成功。这是无奈的现实，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15日是星期天，下雨，临沂市检察院派人到莒南县看守所给我送来临沂市公安局对我的起诉意见书，签署日期是头一天即14日。

这是14年前发生的事情。14年来，我一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当局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在北京申奥成功的次日，还是周末，就加班加点写好起诉意见书？这还不算，又赶在星期天，冒着雨，到看守所送给我？它这是急于报复北京申奥的不和谐声音吗？它这是急于展示它曾造成几千万民众无辜死亡却没有任何忏悔的专政铁拳吗？它这是急于表达屠杀北京成千上万民众后一如既往的嗜血本性吗？在街头的鲜血仍未干涸、孤苦的亡灵仍游荡在上空的北京，这样的奥运是彰显和平精神，还是给嗜血魔鬼涂脂抹粉？

我对北京奥运的反感日甚一日。以至于，2006年我到北京生活后，阴影一直伴随着我。2008年7月表弟到北京见我，说刚去看了鸟巢，问我去过没有，我摇头。是的，我知道鸟巢的位置，但我一直尽量远离那个地方，因为恐惧，因为憎恶。

2008年3月29日深夜11点，我被北京的市局、分局和派出所三级警方联合传唤，次日1点获释。事后得知，那是一次全国性大排查，即在奥运前摸清每一个“重点人口”的具体情况。这是我到北京近两年第一次被警方传唤，竟是因为奥运。这还没完。在奥运开幕前5天，2008年8月3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又到北京请我吃饭，还是为了奥运。奥运期间，北京城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或许应该有人专门盯着我这种所谓“重点人口”，所以我小心翼翼远离奥运“要地”，很怕突然有一群人冲过来把我塞到警车押到大牢。后来直到奥运结束两个月，我第一次走近鸟巢，那种莫名其妙的疏远感，使我很快逃离。是的，我不喜欢鸟巢，这种感觉至今挥之不去。

魔鬼的盛宴。这是我对北京举办奥运的内心感受。不管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还是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季奥运会，只要那个政权嗜血的本性不变，就绝不会给我带来一丝快乐，只会带来无穷的恐惧和憎恶。

2015年7月31日19时于北京

《纵览中国》2015年7月31日

王金波：是可忍，孰不可忍——晒晒吴弘达的险恶用心

前天（25日）无意中听说吴弘达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很是吃惊。但太忙，次日（26日）才有空在网上搜到这篇文章（《给王菁的公开信（三）》，以下简称吴文），匆匆扫了眼跟我有关的段落，发觉吴弘达居然在歪曲事实、混淆视听、造谣惑众。直到现在我才有空坐下写这篇短文以正视听。

一、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的经过

首先，吴文首次公开提及我曾“获批劳改基金会的人权资助”，但却通篇未提雅虎人权基金，继而借此模糊焦点、混淆视听。以下我先扼要介绍一下事情的原委。

2008年1月1日雅虎人权基金成立后，尽管有朋友劝我申请，但被我婉拒。因为2001年5月我被拘捕后，当局没能从我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因为我面对提审做到了接近“零口供”），只得仅拿我1998年参加中国民主党筹组的事来“定罪”。所以，我的判决书没有提及我在海外发表的文章。而我基于认为雅虎人权基金关注的重点是言论自由，所以没打算申请。

但2008年4月，一个外地律师来北京告诉我，雅虎人权基金已给国内一些政治受害者提供资助，让我也申请。我说出不打算申请的理由，他却说国内已有多人申请成功，很多人也如我一样，并非名义上的言论自由案，只要是政治犯都可申请。

我被这个律师说动了心，于是征求刘晓波的意见。刘晓波说你们是受害者、雅虎是作恶者，你们获得赔偿天经地义，并建议我申请两万美元，介绍我找廖天琪具体办理。

5月，我通过廖天琪向雅虎人权基金递交申请。8月，署名（后知是化名）史毅平的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来信告知，我被批准四千美元资助。几天后我收到其中的两千美元。

2009年8月，我给史毅平去信，希望得到剩余两千美元资助。经多次催促，2010年6月，史毅平寄来一千美元。

二、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的逻辑令人惊讶

我是2006年4月初离开山东老家到北京生活的，此后接近两年，北京警方没直接找我。2008年3月29日，北京的市局、区分局、派出所三级警方联合传唤我，其间用90%以上的时间诋毁刘晓波。5月5日，分局警方约我在一个茶馆喝茶。几天后我搬离该区，此后接近两年半北京警方没直接找我，直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10月11日，我因撰文支持刘晓波，并替刘霞公布刘晓波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态度，而被北京警方非法拘禁62天至12月12日。2011年2月22日至3月15日我又被连续非法拘禁21天。此后几个月我被多次骚扰和短暂拘禁。这给我的私人生活带来极大干扰。

2010年8月31日，朋友帮我开通独立博客（wangjinbo.org）。在我被非法拘禁前后的一段时间，我集中几次在博客上传大量文章，包括我自己写的文章、刘晓波的一千多篇文章，后来又在网上搜集我坐牢期间提及我的文章。其中，因《大参考》比较全面地刊登了我坐牢期间的有关报道，我把在该网站以“王金波”为关键词搜索的结果全部上传到博客。

2011年11月，我致信史毅平，希望获得剩余一千美元资助。由于没得到回复，我于12月和次年1月又两次去信。2012年3月，史毅平终于给我回信，但信的内容却让我大吃一惊。

该信声称，有读者提醒他们注意，我于2011年2月26日在“王金波的独立博客”上贴出一篇2004年的旧文，我“也是这篇文章当年的签名人之一。该文章对吴弘达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既然我“是该文章的签名人”，且又旧文重贴，我“肯定是认同该文章的理念，支持该文章的‘要求’的。”

该信还说，雅虎人权基金旨在帮助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度过经济难关，从而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我“一边享受着雅虎人权基金的资助，一边对该基金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口出恶言，肆意诽谤”，这在我“个人当属于忘恩负义，道德败坏”；在他们则是“审批疏漏，以至于出资‘怂恿’内耗，自掘民主力量的坟墓”。

该信最后称，职是之故，他们决定终止对我的资助，亦不会再受理我提出的其他申请。

我在两个多小时后看到此信，立即回复。

我在信中表示，首先感谢贵基金对我曾经提供的三千美元的资助。其次，我对你们的逻辑感到惊讶。大约一年前我在网上收集了一些提及我的名字的旧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不论这些文章对我是批评还是赞扬。比如2001年王小宁对我的文章的批评，很明显我不赞同他的观点，并且专门写文章对他进行反批评，但我还是把他的文章也放上去了（http://wangjinbo.org/archives/4397）。基于同样的考虑，我也没有特别留意我贴的文章对别人是批评还是赞扬。

我接着说，你们提及的那篇批评吴弘达先生的文章发表于2003-2004年，我于2001-2005年系狱，怎么可能成为该文的签名人之一？我的亲人连吴弘达先生的名字也没听说过。你们终止对我的资助，那是你们的权力，我也不再向你们继续提出申请。但我不会接受你们对我的评价，并且保留对你们进行反批评的权利。

最后，我在信中提出，我和刘贤斌有几篇曾在劳改基金会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至今没有兑付稿费，请吴弘达先生查一下账目，补发给我们稿费。

其中有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写的《中秋忆师涛》（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36538），另一篇是我父亲口述、我整理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人的民间记忆（一）》（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5348）。

另三篇是刘贤斌委托我找个有稿费的地方首发他的1999年判决书和狱中书信集，我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劳改基金会主办的《观察》（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4721；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5073；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5413）。

第二天，我又给史毅平去信表示，我仔细看了他说的那篇文章，确实我不能认同该文对吴弘达先生的评价。2011年2月26日我一共上传大约38篇文章，这些文章我都没仔细看，甚至多数文章我连看也没看。这是我的疏忽，所以已删除他提及的涉及吴弘达先生的那篇文章。但是，我仍希望贵基金能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并且，我绝不会接受贵基金对我的评价。而正是你们的这个错误评价，才是你们真正的“疏漏”之一。

三、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的指责不能成立

我必须指出，史毅平对我的指责，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我不可能参加那样一个签名，而我家人也完全不知情。因此，史毅平指责我是当年的签名人，违背常识，毫无道理。

其次，那个签名的组织者已解释得清清楚楚，“有的人受到压力和个别家属婉拒签名。很多人无法联系”，“定有大量遗漏和个别不确”，“在通告内容上定然粗简。被批评者、捣乱者很可能会利用操作的遗漏、疏忽和粗简做文章。”因此我的名字虽被列上，但仅凭逻辑就不能排除组织者并未征得我家人同意的可能——事实正是如此。

再次，正如我在信中所说，我的博客转载了王小宁批评我的文章，尽管我不赞同他的观点。我认为，一个胸怀宽广坦荡的人，不可能害怕别人的批评。所以，如果吴弘达管理雅虎人权基金的目的真是为了推进中国的人权民主进步，就不应仅仅因为我的博客转载批评吴弘达的文章而认定我“口出恶言，肆意诽谤”，“忘恩负义，道德败坏”，并以此为借口拒绝向我提供雅虎人权基金已审核通过的资助。

最后，雅虎人权基金章程中是否有“接受资助者不得批评吴弘达”或“不得传播批评吴弘达的言论”的规定？如果有，请雅虎解释原因，因为这不符合人权的普适原则。如果没有，就只能是吴弘达违背雅虎人权基金章程，假公济私，歪曲雅虎初衷，理应退出雅虎人权基金管理。

此外，我和刘贤斌在吴弘达掌控的《观察》发表的五篇文章的稿费，至今吴弘达及其掌控的基金会没有给出任何说法，我有理由怀疑这五篇文章的稿费已被吴弘达贪污。

四、当时我对那篇批评吴弘达的文章的态度

那么，史毅平提及的那篇文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篇题为《调查美国对中国民运援助的公平性，应该首先调查吴弘达 Harry Wu——吴弘达不代表中国民运的政治经济利益，缺乏获得大额援助的权威合法性》的文章在《大参考》的网址是（http://www.bignews.org/20040209.txt），转载于2004年2月。

由于我认为吴弘达确实曾对中国人权进步做出一些贡献，包括对国内部分政治异议人士提供了一些帮助，所以，我并不完全认同此文对吴弘达的评价。而且，此文的措辞之激烈，也不符合我的习惯。如果当时我已出狱，不会参加这个签名。

因此，在2012年3月我和史毅平互通3个邮件后，尽管我再没收到雅虎人权基金的任何回信，也没收到我和刘贤斌的稿费，但我将此事搁置，未再跟进。

五、我为什么骂吴弘达为“老畜生”

然而后来，我却无意中听到很多吴弘达专横跋扈，贪污公款，甚至多次性侵多名女性的传言。尤其是2014年2月北京一次聚餐，听闻一个政治受害者年仅15岁的女儿被吴弘达猥亵后，我当即怒不可遏，直斥吴弘达为“老畜生”。

据我坐牢了解，在普通刑事犯中，强奸犯的地位几乎最低，普遍被其他犯人看不起。如果受害人未成年，强奸犯经常被其他犯人骂为“畜生”。而放大至整个中国民间社会的传统，强奸历来被称为“兽行”，即“畜生的行为”。吴弘达年近八旬，性侵的对象是多个女性，且其中多人未成年，依传统称他为“老畜生”实不为过，也不违反中国任何法律。

更何况，王菁是我好朋友的妻子，几个孩子是我生死之交铁哥们的骨肉！其中王菁的孩子两岁时我就见过，另一个受害人只有几个月大时我就住过她家。可以说，我与这几个孩子虽无血缘关系，但把她们看成是精神上的骨肉。所以我对吴弘达的兽行怒不可遏，“老畜生”的骂辞脱口而出！

也就是说，我骂吴弘达为“老畜生”，完全是在听闻他的兽行之后，而跟雅虎人权基金毫无关系。

六、吴弘达继续作恶

吴弘达在其文章中极尽歪曲事实、混淆视听、造谣惑众之能事。下面几点是我的驳斥。

1、吴文声称我“获批劳改基金会的人权资助”，通篇未提雅虎人权基金。

虽然雅虎人权基金是雅虎公司和劳改基金会共同创建的，且劳改基金会是雅虎人权基金的执行机构，但雅虎人权基金不同于劳改基金会其他项目。劳改基金会声称：“雅虎人权基金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遭受迫害的个人及家属提供人道救济和法律援助。”因此，人道救济和法律援助是雅虎人权基金的首要用途，而我，完全符合条件。此外，我在申请材料中全部写明是向雅虎人权基金申请，而非劳改基金会。

吴文通篇不提雅虎人权基金，是企图造成我申请的人权资助可能并非来自雅虎人权基金的假象，让读者误以为是吴弘达的“格外开恩”，从而加强我“忘恩负义”的印象。吴弘达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2、吴文称，“2012年3月，王金波称因为帮助刘晓波的夫人刘霞而受到迫害，再次提请人道援助款”。

首先，2012年3月我没有主动给雅虎人权基金写信。在2011年11月、12月和2012年1月三次写信均石沉大海后，我突然于2012年3月接到史毅平来信，然后我回了两封信。因此，吴弘达上述说法为造谣。

其次，读者很容易被误导为这是一次新的申请——我在获得两次共计三千美元的人道救助后尝到甜头，继续贪得无厌索取新的救助！

事实如何，我在前面已解释得清清楚楚：不仅不是我贪得无厌，反而是吴弘达公器私用，根据个人好恶任意改变原本已审核通过、并早该发出的资助事项及款额，然后以莫须有的托词掩饰其出尔反尔的恶行。

吴弘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3、吴文称，“……但他说自己没仔细看，是转贴别人的文章，并说这是我们的'疏忽'”。

根据吴文的表述，读者很容易形成如下印象：

首先，我认为雅虎人权基金“疏忽”的是我转贴那篇文章。其次，我承认这样一个逻辑：我转贴了那样的文章，就不应获得雅虎人权基金的资助。再次，但雅虎人权基金已经给了我资助，而不打算收回，那是他们大度，对我“法外施恩”。最后，我摆出一副流氓嘴脸：谁让你们给我的，活该。

事实如何呢？

我在给史毅平的最后一封信说得很清楚，我认为“正是你们的这个错误评价，才是你们真正的'疏漏'之一。”

首先，我说的是雅虎人权基金“疏漏”，而非“疏忽”。其次，我完全不承认雅虎人权基金对我的评价，既包括不承认我因转贴那篇文章而不应获得雅虎人权基金的资助，也包括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对我的种种否定性、甚至侮辱性评价。第三，雅虎人权基金的工作有疏漏，其中之一就是对我作出上述罔顾事实的评价。

因此，吴弘达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4、吴文将我保留对雅虎人权基金进行反批评的权利，歪曲为我因吴弘达性侵女性而对他的愤怒之言。

前面已说过，2012年3月我向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表示保留反批评的权利后，并没立即行使这项权利，而是将此事搁置，未再跟进。原因是，我当时尚不了解吴弘达其他方面的卑鄙行径，而只要雅虎人权基金继续帮助国内政治受害者，我宁愿将委屈咽进肚子。即使是2014年2月听闻吴弘达性侵15岁少女的恶行，我也没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及吴弘达。直到前不久吴弘达的种种恶行曝光，我在震惊之余才在推特上公开谈及吴弘达，包括斥其为“老畜生”。

我骂吴弘达为“老畜生”完全是缘于他的兽行，与雅虎人权基金毫无关系，吴弘达将这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扯在一起，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5、吴文声称，“听人说，王金波很怕别人知道他拿过劳改基金会的资助款一事。”

我不敢说我有多高尚，但我自信从上学到工作、再到坐牢，不论异议圈里还是圈外，越是熟悉我的人，越是相信我的人品——监狱里黑社会背景的犯人除外。换句话说，我做过的任何事，都是不怕阳光的——甚至我认为，晒晒更健康。

不过，由于我从事的是中国国内的人权和政治异议活动，我不但必须对别人的安全负责，而且必须将我自己的某些行为保持低调。比如2001年我被捕后，因对办案人员采取极大的蔑视和不配合，拒绝说出跟其他朋友的交往情况，竟被在判决书中写进“犯罪心理顽固”的定性。再比如从2005年底起，我已近10年没接受过媒体采访。

所以出狱后，我既注意保护其他朋友不被我连累，也刻意让自己低调行事，尽量避免成为媒体焦点。我成功申请雅虎人权基金后，并没有害怕告诉别人，而是相反，劝说不下十个政治受害者也去申请。但是，我从不在公开场合谈及，为的是既要保护国内人士，也不愿借助媒体施压雅虎人权基金的正常工作。

吴弘达如此公然造谣，大概是觉得我不敢公开回应吧？若我不公开回应，必定有更多人被他的谣言迷惑，从而真相被遮蔽，危害更多人。所以，不管有没有危险，也不管危险有多大，我毫不犹豫做出选择：公开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的全部过程，揭穿吴弘达的谎言及蓄意对国内政治受害者落井下石的卑鄙行径。

吴弘达摸透国内严峻政治局势下政治受害者的心理活动，利用“拿人手短”的传统思维习惯，逼迫国内一些接受过雅虎人权基金或劳改基金会资助的政治受害者在明知其罪行累累的情况下，不敢对他公开声讨，甚至噤若寒蝉。吴弘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6、吴弘达擅自披露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的行为已违反该基金规定。

据劳改基金会介绍，“为给申请人提供明确的咨询，为确保基金发放的透明和公正，劳改基金会近期将在网站（www.laogai.org）刊登《雅虎人权基金申请细则》，及相关消息，敬请拟申请者留意。为受资助者的安全考虑，我们不会把受资助者的具体信息公布于众。”虽然我在网上没有搜索到《雅虎人权基金申请细则》的具体条文，但这种细则理应存在，且有“不会把受资助者的具体信息公布于众”的具体规定。

除雅虎人权基金的三千美元，我没有申请过、也没有得到过跟吴弘达和劳改基金会有关的一分钱（反而是他们欠我稿费）。吴文虽然通篇未提雅虎人权基金，但声称我“拿着劳改基金会人权基金的资助”，因此实际已把我作为雅虎人权基金受资助者的具体信息公布于众。这样，吴弘达和劳改基金会、雅虎人权基金已违反其承诺和细则。

此外，我怀疑吴弘达的上述行为已触犯美国法律。

因此，我保留追究吴弘达、劳改基金会和雅虎人权基金法律责任的权利。

补记：吴弘达还能猖獗多久？

吴弘达已被王菁等人提起控告，除此之外，他尚涉及有多起其他被控案件。尽管诉讼程序尚需时日，但我相信，吴弘达猖獗的日子快要到头了。

2015年4月27日初稿，4月29日-5月4日修改，山东莒南

附：吴弘达《给王菁的公开信（三）》中谈及我的部分：

我不认识谁是王金波，但是他送过材料来申请人道援助，我们审核了他的材料，我认为他该得到补偿。王金波于2008年获批劳改基金会的人权资助，并于2008年8月、2010年6月两次拿到共3000美元人道援助款，是较早接受资助的国内异议人士（民主党人）之一。2012年3月，王金波称因为帮助刘晓波的夫人刘霞而受到迫害，再次提请人道援助款，不过，这时候我们得到信息，说王金波在2011年2月26日“王金波的独立博客”上贴出一篇诽谤劳改基金会和我的文章。劳改基金会证实后去信质问他，他回答确有其事，但他说自己没仔细看，是转贴别人的文章，并说这是我们的“疏忽”，于是劳改基金会没有给他这笔申请款。这是几年前的事情。当时处理这笔援助款的同事说，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诽谤性的，王金波怎么会如此“不仔细”呢？王金波一边拿着劳改基金会人权基金的资助，一边对基金会和管理者肆意诽谤，着实令人匪夷所思。王金波后来回信说“保留对你们进行反批评的权利”，现在他对我极尽咒骂之词，这是批评吗？听人说，王金波很怕别人知道他拿过劳改基金会的资助款一事。我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恶毒地辱骂我。（http://goo.gl/8ZcgBN）

中国政治犯关注2015年4月29日

王金波：我与浦志强的一面之缘

记不清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浦志强的名字，反正2005年我出狱时，浦志强已名满天下。2006年我来北京前，“浦志强”这三个字，在我跟朋友交流时，已从我的嘴里说出过N次。

但我天生没有攀附名人的癖好。比如我来北京前告诉杨宽兴，我在北京最希望结识的两位前辈是刘晓波和江棋生，我对他俩神往已久。但直到我来北京1年零3个月后，在一个饭局偶遇他俩，此前我并没主动要求别人带我去拜见他们。而我跟浦志强第一次见面，更是在我来北京8年多后。

其实早在2008年3月22日，即我被北京市公安局第一次传唤前一周，我已跟浦志强有过一次接触。当时刘晓波和王力雄等人发起关于西藏局势声明的签名，我虽没参加，但受刘晓波委托征集了几个签名。我在MSN上看到浦志强上线（此前没聊过），报上我的姓名，问他可否参加签名。浦志强显然不知我是何方神圣，过了会儿告诉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我刚才直接跟晓波说了，让他给我签上。”

此后我们大概还用手机短信联系过一两次，是生日祝福和拜年之类的礼节性往来。

2014年我曾用过几个月的微信。4月7日，我跟浦志强互相加了微信，他立即给我发了语音留言：“金波，好多年不见了，你好吗，我浦志强。”我因几乎不使用微信，且微信设置为静音，所以过了几个小时才看到。浦志强记错了，我跟他不是“好多年不见了”，而是从未见过。我想了想，给他发了“浦兄好！”几个模棱两可的字。大概是他见我回复不及时且懒语，没再回复。

然后，不到一个月之后的5月3日下午，当我气喘吁吁敲开郝建老师家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浦志强那高大的身影。我说我是王金波，前不久刚互相加了微信。浦志强立即跟我握手，帮我把农夫山泉拖进屋。

在这个本来就不大的房间里，浦志强简直给人头碰屋顶的感觉。我想那一刻如果天塌下来，我一定庆幸有浦志强在身边，因为他能顶着天而使大家不被砸着。

欧阳小戎说过：浦志强是高富帅，加上有思想。不过，浦志强在这里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一个憨厚的傻大个，他那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尽显“哈儿”本色。

我跟他没再有过多语言交流。按照他的说法，25年了，该说的都说了。是啊，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嘛。但皇帝不允许别人说他没穿新衣，所以总有不识相的傻孩子说出简单的事实。浦志强就是这些傻孩子中的一个。

第二天，这个傻孩子的傻行为，就收获了结果：坐牢。

而巧得很，第三天即5月5日，我大娘（伯母）去世，6日天刚亮我就往山东老家赶，9日一早才回北京，当天下午北京警方找了我。当时给我的感觉：浦志强等5人是要被兴师问罪了。

不过，我明确告诉警方：十几个人在私人住宅举行学术研讨会，在没有噪音扰民的情况下，不可能“寻衅滋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让警方举出类似“寻衅滋事”的例子，警方立即转移话题。

权力者的做贼心虚很快得到验证：一个月后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4人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惟独浦志强仍关在大牢，但后来在浦志强的起诉书上，“五三研讨会”不见了踪影。这场滑稽戏明确地阐释了中国当下一个浅显的权力运行规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官方喉舌《环球时报》称浦志强“在被刑拘前参加了一个上世纪‘八九政治风波’的所谓‘纪念聚会’，我们不知道那件事的细节和它与浦被刑拘之间的联系，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那样的活动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它显然就压在法律的红线上。”

浦志强不是压了法律的红线，而是戳到了权力者的痛处。25年来，浦志强从没放弃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同时，他以体制外身份获得了即使是体制内也很难企及的巨大成功。所有这一切，终于让权力者痛下杀手。

浦志强已被权力者以权力的名义指控有罪，但我相信，历史最终会宣判：浦志强无罪。

2014年6月17日动笔于北京，2015年1月30日完稿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9期 2015年1月23日—2015年2月5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

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article/2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