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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日星期六

我有一个梦,关于刘霞的梦

我有一个梦,关于刘霞的梦

王金波

我终于又能跟刘霞通电话了,这是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来之不易的第三次直接对话。

说来也怪,尽管“刘晓波”这个名字早在25年以前就开始永驻我心——对于当年那个刚刚手抄完《河殇》解说辞的不满17岁的少年来说,在广场血腥弥漫之时听到他的名字就如同醍醐灌顶——但我在2013年之前从未梦到过他,直到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做梦”的号召。

我终于在2013年8月4日响应号召,生平第一次梦到刘晓波:刘晓波跟一个我记不清名字的朋友在一个亭子里喝茶,我跟晓波说了会儿话,他仍如入狱前般涉猎广泛所知甚多,甚至还有雅兴欣赏亭子周围的绚丽风景,我跟着拍了几张照片。梦中的晓波,还是那么洒脱。

而更奇怪的是,一个星期后的8月11日,我又梦到刘霞:刘霞有了手机,跟我通了话,但我却完全不记得通话内容。一两个月后我还梦到过一次晓波或刘霞,现已记不清具体时间和内容。

随后时间来到2013年12月10日这天,刘晓波、刘霞的老朋友廖亦武与独立中文笔会新任会长贝岭等人在斯德哥尔摩联袂裸奔,以此呼应国际舆论对刘霞被非法拘禁的新一轮关注。随后世界各地组织起一系列关注刘霞的活动,尤以2014年1月14日由独立中文笔会、美国笔会和刘晓波之友会举办、华泽等人筹备并参加的纽约刘霞诗作朗诵会,达到新的高潮。

我的这个梦于是终于有了些许现实的意味:刘霞的处境算是略有改善,与外界的电话联系在被强制中断多时后再度接通,但她的身体状况更加令人担忧。

一、又见刘霞

一年多以前,我在时隔两年多后第一次跟刘霞直接对话。那是2012年12月28日,刘晓波57岁生日。

在此之前的2012年12月4日,美联社发布采访刘霞的视频,刘霞因委屈而失声痛哭的镜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12月14日,北京警方找我,既有分局国保又有派出所片警。他们东拉西扯不说正事,我猜他们是想探听我对刘霞受访的看法,于是说你们警方非法拘禁刘霞的事实已曝光,你们应立即停止犯罪。他们说既然刘霞接受了采访那就说明刘霞有自由,怎么能说刘霞被非法拘禁呢,你又没亲自见到。我一听火了,说好啊,你们带我去看刘霞行吧?他们面面相觑不接我话茬却顾左右而言他,我更火了,站起来吼道:“你们带我去看刘霞啊,怎么不吭声了?你们不是声称让我有事找你们吗?我现在有事了,找你们,你们怎么又不愿意了?”后来他们劝我息怒,等我火小了把我送走。

12月28日晚上,我和徐友渔、郝建、胡佳、不锈钢老鼠刘荻等人一起吃饭,决定去看刘霞。我到刘霞家楼下,刘霞已从五楼窗子探出头跟先到的朋友说话。我压低嗓门说我是王金波,刘霞没听清,旁边一个朋友让我大声说,我放大嗓门喊:“霞姐,我是王金波!”刘霞听清了,高兴地跟我打招呼。旁边的朋友迅速向楼后走去,我也疾步跟去。在郝建质问堵在门口的保安时,后面又来一个保安,抓住郝建,我见状上去抓住这人问他干嘛。他反手抓住我问我干嘛,我说看朋友,你们无权阻拦。此时刘霞下楼,朋友们迅速上楼。我见目的达到,就任由保安抓住,不挣扎,跟他斗嘴。保安掏手机打电话叫人时也紧紧抓住我。老鼠在我旁边老老实实站着,保安没敢对她动手。我向老鼠暗示,老鼠掏出手机发短信。几分钟后胡佳等人陆续下来,保安松开我的衣服,去问他们。等大家全部下楼后,我趁保安不注意跑了。

因当时在场的只我一人没有北京户口,我不愿惹过多麻烦引家人担心,所以让大家不要在媒体公布我的名字。而老鼠当时发短信给李海说我被拦住,等于告诉警方我也在。此后警方只是应付差事似地找了老鼠和没到场的李海,后来又找过郝建,其他人没事,而警方至今没问过我。看来警方确实明白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不敢对我们太过分。

二、相见时难

第二次跟刘霞直接对话,是2013年6月9日。因为弟弟刘晖被重判11年,刘霞心情非常不好。刘霞接通电话后嘱咐我不要把通话的事公布。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告诉她,去年12月28日我在楼下被保安抓住没能上楼,后来警方虽没问我这事但明显对我控制严了,这次刘晖开庭就提前打招呼让我不要去怀柔。刘霞嘱咐我好好过日子,等她出来跟大家一起吃饭。我答应,后来主动挂断电话。

这让我联想起我跟晓波间的最后一次对话。2008年11月10日晚上,我在网上跟晓波聊天,请他帮我修改一篇文章的初稿。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聊天。两天后,我回山东老家陪父亲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12月下旬返回北京时晓波已再次失去自由。

实际上,我跟晓波接触时间并不长,从第一次见面到他入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时间虽短,却曾有过频繁的直接接触,而正是这些直接接触让我对他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简单了解一个人很容易,比如看看别人写的文章,听听别人怎么说,但如果没有直接接触,没有感性认识,对一个人的了解还是不够的。

晓波给我的第一个感动是:在跟我交往时,他始终表现出了人格上的平等。作为一个来自底层、没有名气的年轻人,我在跟他交往时,并没感到压抑,比如我突然打断他的话,他不仅不会不高兴,反而有可能顺着我的话题说下去。我有一阵经常在深夜跟他在网络另一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发现了有趣的事,也会饶有兴趣地告诉我。在商量某件具体事时,他从来都是用商量的口气问我“这样行不行”,或者直接问我“你看怎么办”。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名气、经验、年龄上的优势而强加意见于我。

晓波给我的第二个感动是:对朋友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守责任伦理。他注重民主力量的积累,却不鼓励轻率地冒险。曾有一个年轻人投奔他要做“职业革命家”,晓波问明他的具体情况后,告诫他先去谋生搞好个人生活问题。年轻人听了他的话,经过几年努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却与晓波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以自己的方式促使中国的进步——2010年,因庆祝晓波的获奖,他曾被警察短暂抓捕。因为频繁进出监狱,晓波对朋友们面对的危险有着足够的理解和关切。当警方威胁我不要跟晓波接触过多后,出于我当时难以抗拒的实际情况,我向晓波说明一段时间内将减少跟他的接触,晓波二话没说答应了,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嘱咐我一定要先解决目前的困难再说。

晓波给我的第三个感动是:心胸宽广。在他入狱前几个月,我虽主动跟他大大减少了接触,但他仍尽可能帮我,给我提供过不止一次关键性的帮助,让我度过了那段极为关键的日子。那段时间,我基本没为大家共同的事业做什么,可他仍一如既往地帮我。这样的心胸,怎能不让我敬佩?

这是我亲身感受的刘晓波。我不能理解他的全部,但我愿以自己有限的经验证明这个人的善良、执着、智慧,一颗圣徒般的心灵。

2010年,正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刘霞被软禁在家,至今已三年多。在这期间,世人发起了多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签名。

三、一了心愿

2013年12月10日,刘晓波诺奖颁奖典礼3周年之际,海外的刘晓波官方网站、刘晓波之友会和公民力量发起活动,把2014年定为“关注刘霞年”,同时“刘晓波官方网站”(liuxiaobo.net)上线。算起来,这是第二个刘晓波官方网站。

在2010年7月我和老鼠等陪刘霞去锦州监狱探视刘晓波之前,有次吃饭,刘霞问我可否收集一些主要的报道和评论,等将来晓波出来后能对自己的事有个大致了解。我说最好建个网站,刘霞说那太好了。后来我跟独立中文笔会常务秘书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谈起此事,张裕说已有一个网站,是私人建的,可交给笔会。我告诉刘霞,刘霞同意这个网站作为刘晓波的正式官方网站。在这年9月举行的国际笔会第76届代表大会上,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重点介绍了‘刘晓波网站’(liuxiaobo.eu),一个由‘尤其是关注刘晓波博士的信息及其自由’的个人支持笔会所办的中、英双语网站,由于该网站仍在收集上载现有资料和测试中,因此呼吁各笔会和关注刘晓波的个人帮助搜集相关资料并推动声援刘晓波的各种活动。”此后独立中文笔会的声明和报道中一直把刘晓波网站(liuxiaobo.eu)作为跟笔会主网站(chinesepen.org)并列的正式网站,直到2012年7月该网站数次被攻击致瘫痪且下线。

刘晓波网站转载了关于刘晓波的一些报道,以及刘晓波的部分作品。在刘晓波获诺奖后,这个网站多次受到黑客攻击,甚至所在服务器多次被黑,服务器供应商非常生气。换了服务器,还是被黑,2012年3月被迫在首页关闭用户登录入口,后来数次被迫下线。2012年10月刘晓波获诺奖两周年时,几天内访问量达几十万。过了没多久,应服务器供应商要求,刘晓波网站最后一次下线,后来因找不到合适的服务器供应商没再重新上线。

现在刘晓波之友会建了第二个刘晓波官方网站,至今没被黑掉,而且上传刘晓波作品相对较全,也能让关心刘晓波刘霞的人们有了联系渠道,这非常及时,已起到代替第一个官方网站的作用。我希望那些关心刘晓波刘霞的人们都来帮助完善这个新的刘晓波官方网站,完成刘霞的心愿。

四、梦伴天明

前几天,刘霞电话开通的消息传开。我跟刘霞通了两次话。第一次,只是闲聊,问了她的病情,能否见到晓波。第二次,我说她的摄影展已在世界各地举办且仍在继续,但她似乎不愿听这些,后来说这些事先不要说了,怕没过年就被掐断电话。她问我老鼠最近怎样,我说老鼠家水管坏了,地面被淹,满屋子是水,正忙着修水管,还要自己买水管扛回家。刘霞哈哈大笑,说老鼠家被淹,她太高兴了。

这两次通话,都只有五六分钟,每次都是我主动挂断电话。我能明显感受到,电话那端的刘霞不愿放下话筒。但我告诉刘霞,最近几天我不再给她打电话,她答应了。

我之所以如此,是为了尊重刘霞的意愿,即不扎堆给她打电话。她的意思很明确,不希望电话号码被继续扩散,尤其是不愿谈日常生活以外的“公事”。既然如此,我就把话题限制在日常生活,且控制给她打电话的频率,等春节再给她多打个电话拜年。

我在狱中多次做同一个梦:我突然有了机会上网,打开电子信箱,看到新邮件标题,却怎么也点不开邮件看到内容,往往一下就急醒了。刘霞现在的情景跟坐牢极为相似,虽然只是“家牢”,但同样长时间被切断同外界的联系,因此对外界信息的渴望,我感同身受。同时我更能理解刘霞的苦衷,即尽量维持这来之不易的小小空间,不愿轻易失去。

刘霞说,晓波在狱中身体状况还行。但她本人身体状况很差,一直在吃药。我问她还是晚睡晚起吗?她说正在尝试调整为早睡早起,但很难。此外,电话之所以能通,据也和刘霞通过电话的贝岭和我讨论认为,恐怕更主要是因为刘霞的身体——就在上周,刘霞心脏病突发并被紧急抢救。如果家里电话不通,刘霞万一心脏病突发来不及抢救而导致生命危险,当局必须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刘霞需要看医生。我想任何政府机构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阻拦刘霞找医生看病。这是目前我最现实的一个想法。

刘霞有权跟刘晓波互相阅读彼此的信件。根据宪法第四十条,晓波和刘霞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国家机关和个人无权扣留他们的来往信件。

刘霞还有权工作并获得经济收入。虽然刘晓波获诺奖,但刘晓波和刘霞无法领到奖金,刘霞近几年不得不靠弟弟刘晖资助。现在刘晖又被重判,刘霞的经济来源捉襟见肘,需要出来工作挣钱。

长夜漫漫中国梦,终有一天能醒来,愿醒来得见晓波刘霞的团圆。在这一年一度阖家团聚、举杯同庆的新春佳节之际,被冰冷的铁窗分隔着的晓波刘霞需要我们持续的关注。

2014年1月22日初稿,1月27日修订于北京

《自由写作》首发


2013年10月4日星期五

继续追求写作、出版和发表作品的自由

继续追求写作、出版和发表作品的自由

王金波



2013年9月22日,北京警方再次把我叫到派出所“聊天”,主题由他们确定:关于独立中文笔会即将举行的会员大会。

其实早在一个半月前(8月7日),警方就曾把我叫到派出所询问相关情况。我告诉他们,独立中文笔会所有的资料都在网上,我的记忆远不如网上的资料更权威和全面。我还告诉他们,独立中文笔会和在中国内地注册的中国笔会中心、上海笔会中心、广州笔会中心等三个笔会的性质和地位完全一样,都是国际笔会140多个下属分会之一。“国际笔会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下列的和国际红十字会同列A类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如果说国际红十字会的宗旨是维护生命价值实行人道主义,那么国际笔会的宗旨就是张扬自由精神,维护全球作家的写作生命和精神自由,捍卫他们的写作出版权利,保证其作品的自由传播。”

昨天,我告诉警方,中国笔会中心已于今年5月举行会员大会,新任会长是藏族人丹增,丹增曾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副会长中有莫言、贾平凹、陈忠实、张抗抗等著名作家。本月前不久国际笔会在欧洲举行大会,丹增率代表团参加,还跟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合影留念。另外,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中也有中共党员,比如沙叶新、贺卫方,其中理事沙叶新跟江泽民、曾庆红认识。

警方试图打听更多内容。我告诉他们,独立中文笔会的一切会务都是公开的。之所以这么说,是从两个角度:一是独立中文笔会每次会员大会都发表新闻公报,平时也经常公布一些文件;二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大会完全在网络上举行,一切都在中国警方的了解当中,中国警方了解的信息比我们每一个会员都更全面和详细。因此,对中国警方来说,独立中文笔会没有任何秘密。

警方劝我不要竞选什么职务。我说我不打算参加任何竞选。另外,我在独立中文笔会内部是否参加竞选、担任什么职务,要由我和其他会员决定,而非由别人决定。



我小学对写作有着浓厚兴趣,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课堂上读。初中开始业余写散文、诗歌、小说,高中参加过文学社。当然,现在看来那些作品太幼稚。大学在学校团委机关刊物当过编辑室主任,此时主要兴趣已不在文学,但仍非常羡慕头顶作家称号的人们。

工作后忙于生计,业余写了些文字。参加民运后,开始认识有名气的作家。1999年在杭州看到朱虞夫等人在网上发表文章,非常羡慕。后来我对组党的兴趣渐渐消失,朱虞夫说:你可以写文章挣稿费啊。但我对那些网络刊物有些莫名的敬畏,心想我写的东西能发表吗?

2000年秋,我在青岛的网吧写了篇回忆我跟浙江、上海几位朋友交往的文章,投给李洪宽先生主编的《小参考》,没想到立即发表了。我非常兴奋,终于看到我的文章在媒体上发表了。很快我接到《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先生的邀请,希望我给《民主论坛》投稿。我当时没写新文章,把前不久在《小参考》发表的叙述我被传唤经过的短文发给了洪先生,洪先生修改后立即发表在了《民主论坛》,而且有稿费。我终于也要挣到稿费了!我还教会姜福祯和张铭山两位老兄上网、投稿,很快他俩也从《民主论坛》挣到了稿费。需要说明的是,后来我坐牢四年期间,他俩把挣到的稿费大都捐给了我父母。

2005年出狱后,我在家写了一些文章。现在看来,那不到一年的时间是我写作最集中的一个阶段。此时我听说了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并且了解到我坐牢期间他们给予了我很大帮助。这时候,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将来一定争取加入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来北京后,认识了几位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包括时任会长刘晓波。2007年,我加入独立中文笔会。



至今,我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六年整。独立中文笔会的宗旨在其章程中有规定:“本笔会主张,中文文学工作者不论具有何种政治倾向和其它观点,不论所在国家和社区,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和文体,都有写作、发表和出版作品之自由,都有批评当权者的权利,而不应因此受到任何国家特别是极左或极右当局的政治迫害和监禁。本笔会反对任何当权者在非紧急状态下施行新闻、出版控制或预先审查要发表的言论。”

在当下中国,因争取写作自由而入狱的作家大多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获刑——我是其中之一。目前,仅在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统计的名单上,就有超过100名作家曾经或正在坐牢。刚刚闭幕的国际笔会第79届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指出“言论自由权在中国各地继续受压制”,“对中国知识分子肆意骚扰打击,尤其是对网络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任意逮捕,目前有30多人系狱,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监禁作家和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对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日渐增加的迫害,包括:正遭监禁的刘晓波(11年)、杨天水(12年)、朱虞夫(7年)和赵常青(逮捕);会员遭传讯、骚扰、威胁、打击、短期监禁、限制旅行和会面、拒发护照、干扰工作和生活等超过50人”,“国际笔会因此督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停止骚扰迫害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取消对他们自由出入中国大陆的所有限制,尤其是对他们参加国际笔会会议和回国的限制”;“停止其致力于监控网络空间,立即释放因和平表达自己观点而系狱的所有网络作家”;“释放西藏、新疆、内蒙等自治区侵犯言论自由权而监禁的所有人士”,“释放在中国所有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在中国实现写作、出版和发表作品的自由,是我人生的追求目标之一。我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继续前行。

2013年9月23日于北京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5期   2013年10月4日—10月17日)

2013年9月8日星期日

再闻师涛声,初见王小宁——我跟两位雅虎案受害者的12年交情



2013年9月1日早上,突然听说师涛回家了。打听到师涛的手机号码打过去,无人接听。打给高琴声老师,手机响了一声,一个女声喂了一下,我说是高老师吗,我是山东王金波。那边立即没了声音。两秒钟后,一个有些陌生的男低音说了声你好,我是师涛。

原来,师涛在外面跟高老师吃早饭,没带手机。我简单告诉他,我出狱后来了北京,已在北京成家。我说你先在家好好休息,以后再说别的。

过了11分钟,师涛给我发来短信,向我表示感谢。我回复让他好好休息,多陪陪高老师等家人。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师涛说他需要休养一段时间,重新适应社会,尤其是多读好书。我说调养身体、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是刚出狱必经的阶段。有些书宁夏买不到我可帮他在北京买。网上也有很多好书。两个小时后师涛说:“两年后请欣赏我为这个时代写的诗歌!”

说起来,我认识师涛12年多了。2001年2月我第二次到西安,杨海介绍我到师涛任新闻部主任的《西安商报》工作,认识了师涛。但几天后因陕西警方接到山东警方的协查通知而在西安四处搜捕我,我不得不离开西安返回山东,3个月后被捕入狱。

2005年我出狱后,惊闻师涛被构陷入狱。父亲告诉我,我入狱后有个西安记者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师涛。后经山东朋友证实,果然师涛多次给他们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还在网上发现,师涛曾在文章中为我呼吁。

我给高老师打电话,高老师泣不成声。为了儿子,高老师远赴长沙长期居住,这种执着令我敬佩。

我在《观察》上发表了《中秋忆师涛》,回忆我跟师涛的交往,谴责雅虎的帮凶行径。

2006年我在北京遇到山东老乡刘路(李建强),他说他给师涛代理离婚案,在监狱见到师涛,师涛问他是否认识我。原来,师涛在监狱也一直惦记着我!

由于谋生的艰难和环境的凶险,我到北京后没再主动联系高老师。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雅虎的官司让我觉得,师涛案已引起国际社会足够强烈的关注,我还是少打扰高老师吧。若是没有这个官司,我可能会给高老师多打几次电话。

现在师涛出狱了。不过,师涛仍在中国这个大监狱里面,何况头上还有“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的紧箍咒。我想,师涛定会不负众望,在调养身体、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的同时,把近十年的炼狱凝结成壮丽诗篇,呈现给世人。



也是在2001年,我跟王小宁先生有了接触。那次接触,只是网上论战。

这年4月,我在江苏泗阳吴克林家中闲来无事,把我多年来形成的关于中国实行联邦制的设想整理出来,在洪哲胜先生主编的《民主论坛》上发表。没想到《小参考》很快转发署名王小宁的文章《不要给反对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以口实》,对我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我在南京樊百华老师家的电脑上写了《关于〈未来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一种设想〉的几点说明——与王小宁先生商榷》进行回应。但我还没看到我的回应文章发表,就在老家入狱。坐牢4年期间,我一直惦记着这篇文章有没有发表。出狱后发现,这篇文章在我入狱前3天就已发表,只是我当时没看到。

2012年12月,我在北京参加一次聚餐,何德普向我介绍两个姓王的人。因人声嘈杂,我没听清那两个人的名字,跟他们握了下手就走了。几分钟后何德普领着其中一个满头白发的人过来问我,你还记得王小宁吗?

原来王小宁刚才听何德普说我是王金波,想起11年前在网上认识一个王金波,难道是重名?他又听何德普的介绍,觉得应该就是我,这才过来跟我聊聊。

我想不到在这种场合见到王小宁。其实王小宁出狱当天,杨子立在王小宁家中给他整理电脑,曾打电话问我如何装自由门等翻墙软件。而2007年我第一次去何德普家中见贾建英时,贾建英就曾告诉我她家和王小宁家在同一个派出所辖区,而且俞陵在同雅虎打官司后认识了贾建英,两家关系非常好。

后来我又见过几次王小宁。王小宁应该算是红二代,他的思想至今仍是左派。不过我一向对左右之分不感兴趣,尽管我本人经过多次测试是个右派。我认为对当今中国来说,西方的左派和右派在中国都是极其缺乏的。而且,王小宁是个忠厚长者,没有理由不让我尊敬他。



师涛和王小宁都是雅虎案受害者。雅虎作为专制的帮凶,已载入史册。两位受害者的损失,用金钱是换不回来的。但对一个互联网企业来说,雅虎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那些至今仍跟专制者眉来眼去的企业,定会蒙羞。

好在师涛和王小宁都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了。我想,他们能笑着看到专制在中国的结束。

2013年9月8日于北京

首发《纵览中国》

2013年8月31日星期六

任自元父亲任汝生突然去世,山东省监狱拒绝任自元回家奔丧

王金波

今天下午武汉异议人士万里给我打电话,说山东异议人士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可能去世了。后来我跟任自元的四舅司加芳通了电话,证实任汝生于今天中午11点多突然去世。司加芳说他们给山东省监狱打电话要求让任自元回家奔丧,被监狱拒绝。

任自元是山东省邹城市人,1979年生,原为邹城十中语文教师,2005年被捕,2006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开始在山东省监狱服刑。自2010年3月最后一次见到任自元后,任汝生多次去监狱探视均被监狱拒绝,至此任自元已有三年没有见到亲人,累计已有5年被拒绝与家人会见。任汝生还曾给任自元存钱和寄钱,均被监狱拒收。此外还有其他人士寄钱给任自元,也被监狱拒绝。

前不久贵州异议人士陈西的母亲去世,正在兴义监狱服刑的陈西被允许回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而邹城是孟子故里,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任自元是其父母唯一的孩子,山东省监狱不让任自元回家奔丧,违背人伦常理。

我也曾在山东省监狱服刑3年3个月,对山东省监狱残酷折磨政治犯的罪恶行径深有体会。我希望大家多关注任自元的状况,减缓山东省监狱对政治犯的残酷折磨。

任自元亲人电话:13655374549
山东省监狱电话:0531-87072650

2013年2月18日

维权网

2013年8月18日星期日

我又开了一个博客

2013年6月28日,我又开了一个博客。在此之前,我已开过几个博客。



我曾因“煽颠”坐过牢,上了某个黑名单,而我又没有足够的精力在墙内打理一个令我满意的博客,所以博客一直建在墙外。

我最早的官方博客,是我的博讯文集。博讯上有三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博客。第一个是在我坐牢期间,独立中文笔会在博讯的《狱中作家文集》栏目中帮我建的(http://blog.boxun.com/hero/wjb/),收录我的小档案和几篇文章。第二个是2005年我自己建的(http://blog.boxun.com/hero/wangjinbowenji/)。后因网址太长,我嫌麻烦,又建了第三个博客(http://blog.boxun.com/hero/jbw/),此博客后来成为我在博讯的正式官方博客。

2010年6月4日,我在Google 的Blogger上开了一个博客。此前我见过一些人使用Blogger,但一直没尝试。这天看到《凌沧洲诗歌博客》(http://lingcangzhou.blogspot.com/),研究了一番,发现在这里开博客非常简单。而我的博讯博客,只用作发表我的原创文章,我正打算建一个以转载为主的博客,所以这个新建的Blogger就起了这个作用。

但这个Blogger使用了不到20天,发了32篇文章,就停用了。我在牛博开了一个新博客(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angjinbo/),因我发现牛博聚集着大批我喜欢的作者。

这个牛博博客也基本是转载。然而用了没多久,我又放弃了。原因是,2010年8月31日,我开通了独立博客(http://wangjinbo.org/)。

顺便说一句,牛博国际现在已打不开了,我的那个博客也找不到了。



独立博客刚开通时,墙内可以访问。9月5日起我开始在上面转载刘晓波的文章,并通过推特(https://twitter.com/wangjinbo)把每一篇文章介绍给大家。刘霞看到后,也会转推。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11日,我被警方上岗。12日,我的独立博客被墙,只有在墙外才能访问。13日,在墙外也不能访问。后来能在墙外访问,但继续受到攻击。21日添加SSL服务(https://wangjinbo.org/),墙内可以访问。30日SSL在墙内失效,必须翻墙才能访问。11月3日,我获悉这个域名“得到了最高级的封锁待遇:DNS劫持,也就是DNS污染,任何在大陆的人访问你的网站时都会得到虚假的IP,只有使用全局VPN才能访问到。封锁法轮功的网站和Twitter、Facebook都是用的这个方法。”另外还了解到,此前刚被封锁的1984BBS,GFW没有启用DNS污染。也就是说,在GFW眼里,我这个独立博客的“危害性”更甚于一个较有影响的BBS,而跟法轮功和Twitter、Facebook等网站是同一级别。

我感到不可思议。我只是把“释放刘晓波”的图片放在博客首页,并转发了刘晓波的一些文章,这能怎样啊?另外,自10月下旬起我已暂停转载刘晓波的文章。

2011年初及随后的茉莉花事件期间,我的独立博客虽没转载那些所谓敏感信息,但也曾遭到过莫名其妙的攻击而有时不能访问。此后的两年,也偶有类似遭遇。

2012年,我把收集到的刘晓波的文章全部上传到了独立博客。今年5月15日开始,我再次在推特上发布这些文章的链接,一般每天两篇。大约一个月后,6月中旬,独立博客无法访问。经测试,国内翻墙和在海外直接访问均失败。

6月28日,我开通了一个新的Blogger(http://wangjinbo2013.blogspot.com/),命名为“王金波的Blogger”,开始转载刘晓波的文章。7月1日开始,经过设置,我的推特帐号每天上午10点开始每隔10分钟定时发布这个博客上的刘晓波的两篇文章的链接。

奇怪的是,7月3日我还请海外的朋友测试,独立博客不能访问,4日即能正常访问。我不知道这跟新Blogger开通是否有关。今天,我把新Blogger标题修改成“刘晓波文集”,网址也做了相应修改(http://liuxiaobo2013.blogspot.com/)。



即使“六四”期间,独立博客也能正常访问。约10天后,即在持续用推特发布独立博客上的刘晓波文章的链接一个月后,却不能访问。又过了约20天,也即在我开通新的博客6天后,独立博客却恢复了正常。真是莫名其妙。这事不能不让我联想到,正是因为我在独立博客上传了释放刘晓波的图片和转载了刘晓波的文章,才遭此厄运。也就是说,受到了刘晓波的“株连”。

我于2006年4月来北京后,除2008年春被北京警方找过两次,直到2010年10月11日,在长达接近两年半的时间,北京警方并未通过见面的方式对我采取强制措施。2010年10月8日当晚,很多人被上岗,而我仍“逍遥法外”。10日,我发表文章表达对刘晓波获诺奖的支持,并于当晚在推特首次向世人转述刘晓波见到刘霞说的第一句话“这个奖首先献给六四亡灵”,导致11日起警方对我上岗62天。此后至今,每到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六四”、“十八大”、“两会”,甚至包括今年4月和6月刘霞的弟弟刘晖的案子两次开庭,我都会受到某种“特殊关照”。

这是典型的“株连”。株连是统治者实施暴政的一项刑罚政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在当代中国更被发挥到极致。

根据当事人和被株连者的关系,株连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株连亲属,最严重的是株连九族;另一种是株连非亲属的其他人。这两种情况,在当代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均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比如1957年北大学生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后,短短一个月里,“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170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计其数。”(林希翎语)

对刘晓波来说,首先受到株连的是他的妻子刘霞。刘霞从2010年10月8日起失去人身自由,十几天后与外界失去联系,直到2012年12月4日美联社记者突破封锁采访到她。此后,刘霞有过几次跟外界的直接接触,包括2012年12月28日徐友渔等人的“闯关”,以及今年4月和6月刘晖案两次开庭。但是,刘霞的基本境遇没变,楼下的看守依旧。

仅仅是刘霞受到株连也就罢了,2012年刘晖竟也被刑事拘留,虽曾被取保候审短暂获释,但今年再次被捕且竟判11年重刑。律师认为刘晖的罪名不成立。而此前早有警方威胁过刘霞:“你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我们会收拾他们的。”所以要说刘晖案不是株连,鬼才相信。

其次,受到刘晓波株连的,还有包括我在内的非亲属。这个范围太广了。2010年底,有个刘霞邀请出席诺奖颁奖典礼的国内143人名单,我忝列其中。不仅这个名单上的人,就连他们的亲属,比如卢跃刚的妻子(11月10日)、丁东的儿子(11月14日)、吴思的女儿(11月中旬)、曾金燕的丈夫(胡佳)的妹妹、滕彪的妻子,那段时间也被禁止出境。我的妻子,因曾有海外生活经历,虽当时没有出境计划,也被暗中盯梢。而不在这个名单上的一些人,竟也受到株连,比如芳草、王京龙、端启宪、于方强、刘晓原、茅于轼、艾未未、沈亮等人被禁止出境。



这样一想,我觉得我的独立博客是受刘晓波“株连”而瘫痪,似乎能站得住脚。那么,在推特上发的刘晓波文章的链接,暂时不用独立博客,只用“刘晓波文集” (http://liuxiaobo2013.blogspot.com/)吧。

2013年7月15日于北京

北京之春首发

2013年3月29日星期五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选举投票数据分析

2013年3月11日,第12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经投票选举产生。跟中央层级的所有投票选举一样,候选人的得票数据并未公布。但在选举现场采访的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王铭义随后在微博(@中國時報王銘義)公布了主席、副主席的得票数据(图1)。这组数据,透露出很多信息。


图1: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选举投票数据

据大会执行主席杜青林宣布,全国政协委员共2237人,选举时实到委员2194人。其中俞正声得到的总票数(同意票、不同意票、弃权票相加的总数)是2193票,23位副主席得到的总票数均为2191票。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得到同意票2188张,跟帕巴拉·格列朗杰和马飙相同,并列第一。因为政协主席是国家级正职也即最高级别“党和国家领导人”,副主席是国家级副职也即第二级别“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为了增强对比性,下面只分析其中23位副主席的相关数据。

本文所称得票率是指得到的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百分比,失票率是指得到的非同意票(不同意票和弃权票的合称)数占总票数的百分比。

一、得票率/失票率与排名顺序的关系

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23名副主席中最低票(2079票)得票率不足94.9%,比最高票(2188票)得票率99.9%低5个百分点。其他22名副主席得票率均高达98%以上,其中最低票(2156票)比最高票只少1.5个百分点,相差无几。因此,得票率跟排名顺序的关系不明显。


图2:全国政协副主席排名顺序与得票/失票数据表


二、得票率/失票率与连任/新任的关系

23名副主席中,7名连任副主席平均得票率为98.9%,16名新任副主席平均得票率为97.5%,前者比后者高出1.4个百分点(见图4)。平均失票率连任和新任分别为1.1%和2.5%,后者比前者高出1倍多(见图5)。




三、得票率/失票率与党籍的关系

韩启德既是九三学社成员又是中共党员,但按惯例把他归入“非中共人士”。这样,23名副主席中,中共党员11名,略少于非中共人士12名(图6)。



图6: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党员与非中共人士人数表

其中,中共党员平均得票率为98.8%,略低于非中共人士得票率99.6%(图7)。中共党员平均失票率为1.2%,是非中共人士的0.4%的3倍(图8)。




四、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和非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的得票率/失票率的关系

23名副主席中,有7名留任副主席(杜青林、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林文漪、罗富和、何厚铧)。令计划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韩启德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均为国家级副职。因此,非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有9人,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9.0%和1.0%.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另外14名副主席此前的行政级别均为省部级正副职,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9.3%和0.7%。非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得票率略低于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图9),失票率则高出近一半(图10)。




其中,新晋国家级副职的14名副主席中,中共党员9名(张庆黎、李海峰、苏荣、陈元、卢展工、周小川、王家瑞、王正伟、马飙),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9.1%和0.9%,非中共人士5名(齐续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9.7%和0.3%.由图11和图12可知,中共党员得票率略低于非中共人士,但失票率却高出2倍。




王正伟(回族)和马飙(壮族)为民族代表,主要因统战需要而新晋国家级副职。5名非中共人士也主要因非中共人士身份即统战需要而新晋国家级副职。而另外7名副主席均因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新晋国家级副职。若以此划分,则主要因统战需要而新晋国家级副职的7名副主席(王正伟、马飙、齐续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9.7%和0.3%,主要因其他原因而新晋国家级副职的7名副主席(张庆黎、李海峰、苏荣、陈元、卢展工、周小川、王家瑞)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8.9%和1.1%.由图13和图14可知,主要因其他原因而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得票率略低于主要因统战需要而晋升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但失票率却高出近3倍。




五、结论

1、得票率和失票率跟排名顺序关系不明显。

2、新任副主席得票率略低于连任副主席,失票率高出1倍多。

3、非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得票率略低于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失票率高出近一半。

4、中共党员副主席得票率略低于非中共人士副主席,失票率高出2倍。

由以上几组数据的对比,我联想起迄今为止我参加的仅有的两次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两次都是我在江西抚州的华东地质学院读书期间。第一次是刚入学不久,参加抚州市人大代表选举,学校共有两个候选名额。候选人有三个,分别是:学校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刘某某,基础部物理老师、无党派人士饶某某,应用化学系专业课老师、讲师郑某某。选举结果是刘某某和饶某某当选,郑某某因没有名气且只有一个系的学生认识而落选。大约两年后抚州市和临川县合并为临川市,我又参加了临川市人大代表选举。这次候选名额只剩一人,候选人是现任人大代表刘某某和饶某某(他俩的工作没有变化)。选举结果是饶某某当选连任,刘某某落选。我回到宿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同学说:“非共产党员打败了共产党!共产党在战争中获胜,但在选举中失败!”

在今年的这次全国政协换届中,副主席中中共党员得票率低于非中共人士、失票率竟相差两三倍。虽然23个人的数据样本不够丰富,但我没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选举投票数据,也没找到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选举投票数据,所以只能以此作为分析样本。而这两千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跟接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囊括了中国官方眼里的绝大部分社会“精英”。官方“精英”的投票结果尚且如此值得玩味,若是约10亿有选举权的选民都来投票选择执政党,会是什么结果?

2013年3月29日于北京

纵览中国2013年3月29日首发


2013年3月14日星期四

政府应对能力在常态和非常态的区别

一、安替和刘荻的不同观点

刘荻的文章《绝望总是有理》写得不错,对乐观和希望、悲观和绝望分析得很到位,指出当前一些民间人士的悲观绝望其实是“拒绝行动的理由,从而能够让人避免麻烦和危险”。

文中一大部分涉及安替的文章《革命的推特、维稳的微博》,该文就推特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同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安替的结论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社交媒体如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在推翻突尼斯、埃及独裁政权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决定作用的话。”“只要中国政权不发生质变,微博不被新技术取代,它就一直在帮助中国政府把信息控制权集中到中央,对中国民主化的作用不但复杂,而且很可能会是负面。”

安替认为,“控制了3亿微博用户的服务器,就是控制了中国所有微博用户的所有信息和关系。”而且“用网络分析、数据挖掘、地理标记这些计算机技术,中国中央政府不但能根据彼此互动情况准确画出全国异议人士的关系网,而且能通过关键字监控和语义分析,提前预测可能会发生的公民行动,乃至用户的意识形态倾向,通知各地公安机构,及早进行网格化布控,把对政权的威胁消灭在摇篮里。”

刘荻对此表示不同意:“笔者认为上述论断未免太高估了当局的能力。根据笔者的经验,政府中的官僚们理解和运用网络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民间,即使一项工作从技术上是可能的,也不等于他们就有能力来实施。这就好比拥有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不等于有能力阅读馆中所有藏书一样。”

刘荻对安替的观点进行了矫正,很有价值,但未免矫枉过正。把视野不局限于推特和微博,甚至不局限于网络,并且扩大到所有的监控手段、应对能力来看,安替的观点主要适用于非常态,而刘荻的观点只适用于常态。

二、常态和非常态的大致区分

常态是指平时的例行状态。第一种适用于被监控对象中的绝大多数。比如用电话和网络约人见面,只要不是特别敏感,警方不会立即阻止,原因之一是警方没有即时掌控信息并立即做出反应。而有些完全通过非国产网络工具沟通的信息,警方有可能事后也查不出结果。比如我曾听说,有人利用某网络工具约了某事,事后发现警方使用各种手段也没查出双方的沟通过程。

第二种以刘晓波入狱前的状态为代表。有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刘晓波在电脑前的一举一动都在警方办公室直播,包括显示器上的所有内容。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刘晓波家的网络被完全监控是毫无疑问的。这种监控的力度远远超出对多数人的监控,而对刘晓波等特定的个别人来说却是常态。

第三种是特定时间段,对类似刘晓波这种“重点监控人物”的例行扩大范围。比如“六四”、两会、党代会、“十一”等例行特定时间段,会例行扩大监控对象数量和监控力度,但在所有受监控群体中仍是少数。

非常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因某个特定事件临时对特定人物的加强监控。在技术上,警方做到这点并不困难。比如3月8日晚上,刚刚探访刘霞的香港居民杨匡在北京丰台区郑常庄西府颐园小区被警方布控抓捕,其中警方只要即时监控杨匡的手机通话内容和地点就能定位成功。而既然传言中国水军能攻克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军方网站,那么网络技术99%以上只是业余水平的中国国内民间人士的网络工具在官方面前无秘密就是正常的。早就有人做过试验,即使完全使用非国产网络工具进行沟通,只要事件敏感,且警方进行即时监控,照样可截获信息并进行阻拦。

再一个例子是2010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2008年5月起,接近两年半北京警方没跟我见面。2010年7月我在锦州被当地警方短暂扣留,北京警方事后也没找我。10月8日刘晓波获诺奖,10日刘霞在同外界失去联系两天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由我第一个确认其身份后,11日我被警方限制人身自由。23日北京和临沂两地警方找到我,我发现他们不仅已掌握最近我的很多私人具体信息,甚至也掌握了我同刘霞的网络联系具体信息,尽管我跟刘霞的网络联系全是通过非国产网络工具。

第二种情况是,因某个特定事件临时将即时监控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整个被监控群体。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以2011年春天的茉莉花事件为典型。刘晓波获诺奖事件也类似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两次事件中,中国所有的民间人士被梳理一遍,无人幸免。其中茉莉花事件中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涵盖了刘晓波获诺奖事件中的应对措施,所以下面只讨论前者。

三、茉莉花事件中当局的应对措施

2011年2月不明人士发起的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主要形式是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两点到各城市中心广场或人流大的地点散步和围观,活动守则是“只需走到指定地点,远远围观、默默跟随,顺势而为。”

2月17日秘密树洞(@mimitree0)发布第一条消息后,2月19日起博讯等媒体开始有相关消息发布。2月20日是第一次集会的时间,北京、上海、南宁等城市出现数百人的集会,此后直到3月下旬,警方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采取了高等级的应对措施。

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后不久,2011年1月23日,胡锦涛要求加强对国内互联网的监控和管理。2月19日,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强化管理网络虚拟社会。从这天起,中国政府开始加强境内网站与服务器的审查力度,出现很多网站DNS解析错误现象,Gmail和Google Reader一度无法访问,转载茉莉花革命信息的网站论坛被关闭或屏蔽。微博无法以“茉莉花”(及同音词条,比如“末利化”)搜索,微博与社交网站搜索服务时有暂停。用户触发敏感词(例如,人人网在连一些毫不相干的内容,如所有与“明天”(2月19日时)或“今天”(2月20日时)有关的内容)会被封禁或限制访问。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把带有“茉莉花”一词的短信屏蔽,“飞信”的群发功能当天也被禁止。

2月19日起中国政府还加强了服务器对境外网站的审查力度,通过防火长城(GFW)增加与此事相关的关键词(例如王府井、茉莉花、麦当劳),使用Google搜查会被连接重置致使无法返回结果,云服务Google App Engine的IP地址及中国翻墙用户较常用的缩网址网站“is.gd”皆遭屏蔽。

除了网络监控外,还有传统应对措施。

一是对民众和媒体恐吓封堵。部分高校下令2月19日不准学生离校,并由教师出面告诫学生。江苏、广东等省教育厅通知高校教师和学生该日不得离校。有的学校明确通知短期内将加强对校园内互联网和校园网上论坛的监控,并会有领导巡视学生宿舍。

2月27日,港台及英、德、美、奥地利等多家媒体记者在王府井被警方拖走、拘禁、殴打、没收相机或删除照片。3月2日,十多名驻北京外国记者遭警方警告要遵守在华采访规则,并被告知即日起在北京部分公共场所采访需事先申请特别许可证,包括王府井,理由是需要保证街道畅通。3月6日,十多名外国记者在上海前往集会地点采访时遭拘押。

二是对常年受监控的特定人群传唤、约谈、威胁、侮辱并进行心理攻势。这些人虽没被拘捕,但被堵在家里不准外出,或外出时贴身跟踪,或三天两头提出各种无理和非法要求,以达到震慑的目的。

三是直接拘捕民间活动人士。2月19日起,江天勇等上百名民间人士被警方带走。事后据分析,在茉莉花事件中被拘捕的人数高达数百人。这些被拘捕的人士,多数不是被刑事拘留在看守所,而是被非法拘禁在“黑监狱”——并非法定监管场所的秘密地点。

其中最为恶劣的是,部分被拘捕人士被施以酷刑,且达令人发指的程度。比如古川在《“茉莉花”飞来“黑头套”——被绑架失踪63天的日子里》一文中详述了遭受酷刑的情况。

通过以上网络监控和传统镇压方式,当局成功控制住了可能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也就是说,所谓“茉莉花革命”,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胎死腹中。

四、结论

刘荻认为,“市场本身是最聪明的,没有什么能快过它的,就像没有什么能快过光速一样。互联网就相当于一个市场,不可能有比它更快更聪明的了。”这话没错,在没有网络封锁的情况下确实如此。但中国有GFW,没有真正的信息自由流通。行业协会本身参与行业竞争,运动员兼任裁判员,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不,应是中国局域网,虽然聪明,但先天畸形,民众可以利用来获取和发布过滤后的或自由的信息,政府可以利用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政府通过对民间活跃人士的重点监控,可以有效获取信息并遏制其动员能力。因此,安替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即从技术角度讲,政府有可能通过关键词监控和语义分析,掌控某些用户的思想倾向,对这些用户的可能行动提前做出某种预测及相应预案。

刘荻还认为,“几亿个节点的互动的复杂性不是少数几个技术人员能掌握的,就像草履虫理解不了人类大脑一样。” 这点很有道理,即政府无论掌握多么先进的技术和发达的情报系统,也不能完全准确预测民间力量下一步的行动及其后果。何况,民间力量总是源源不断有新成员补充,而政府在鉴定这些新成员时往往反应迟钝,且永远不可能准确预测哪些人将成为新成员。人的行动具有不确定性,历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所以政府为防患于未然而采取的关键词监控和语义分析等应对措施,将大大提高运行成本,故而这基本只适用于非常态,且效果受限。另外中国的自由度在增加,当前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没有构成对政府的现实威胁,所以常态下政府没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

刘荻认为“政府中官僚们理解和运用网络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民间”。这没错,但只适用于常态。因为政府中同样有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理解和运用网络的能力不会比民间弱,只会更强。而在非常态,政府可动用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应对紧急情况,加上传统应对措施,在短期内将会很有效。

但总起来讲,思维方式和运行模式远远落后于网络时代的中国政府,在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面前,其应对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不管它拥有多么强大的技术和应对能力,也终将败在未来。

2013年3月14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