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8日15时半，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醒客张：接许良英先生家人报，今天下午十三时二十二分，许翁辞世。享年93岁。”我吃了一惊，立即打许先生家的座机，无人接听。给江棋生打电话，他没听说。给傅国涌打电话，噩耗得到证实。
我是在“六四”镇压后的官方批判文章中第一次见到许先生的名字的，后来在1990年代后期的外电中偶尔听到过他的消息。1998年参加筹组中国民主党后，我在临沂收到外地朋友寄来的资料，得知许先生虽不赞成组党，但在营救被捕组党人士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99年我到杭州后，了解到许先生的更多情况。4月的一个晚上，在王东海家偶然碰到傅国涌。健谈的傅国涌跟我和高烨炬畅谈了一个通宵，其中包括他极为推崇的许先生。
当时在异议和民运界，有两位德高望重的浙江籍老人直接介入民运的一些事务。一个是祖籍义乌、居住在西安的林牧老先生，被很多民运人士尊称为林老。另一个是祖籍临海、比林老年长七岁、居住在北京的许先生。当我按林老的叫法称许先生为许老时，傅国涌给我纠正说，按照习惯，大家都叫他许先生，他不喜欢别人喊他许老。后来杨宽兴告诉我，许先生从不认为自己年龄大，所以不喜欢别人叫他许老。
这年4月，我在王东海家看到一篇许先生写的文章《“八九”十年感言》。文中关于民运人士心态、反思和学习的自我启蒙、责任伦理，以及公开、理性、非暴力等原则的观点，契合了我多年以来的思考。而许先生的这段话，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一直让我深思：“有志于中国民主事业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还应有冷静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的矛头当然主要是应指向当政者的专制压迫、践踏人权和一切黑暗腐败现象；但对于民运阵营中所出现的各种不良倾向和恶劣行为，也应予以必要的批评，而不应纵容姑息。只有这种是非鲜明的不偏不倚的批判精神，才能保证民主力量的健康成长。”
我把这篇文章带给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的朋友们看了，他们打算发表在《在野党》杂志，并委托我征求许先生的意见。我在王东海家给许先生打电话，许先生表示同意，并要求一个字也不能改。后来，《在野党》杂志在5月的第九期和7月的第十期作为特稿分两次刊发此文。
我还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外地的一些朋友。
想不到的是，2001年我入狱后，许先生的名字和这篇文章作为“罪证”出现在了我的判决书中，从而使我和许先生的渊源被以法律的名义固化。这是我的自豪。我曾得意地告诉其他在押人员和犯人，这是中科院的一个科学家，是中国爱因斯坦研究的权威。
2000年11月，我去西安拜访林老，林老拿出许先生寄给他的一封信给我们几个年轻人看。信中谈的主要是法轮功问题。许先生认为当局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他还提到主张镇压法轮功的何祚庥，好像是说何祚庥跟他是邻居，但两人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何祚庥为人很无耻。
2007年11月，我第一次拜访许先生。当时包遵信先生刚去世（2007年10月28日），而林牧（2006年10月15日）、何家栋（2006年10月16日）两位老先生也刚去世一年多。杨宽兴跟包、何均有交情，他从外地来北京参加包先生葬礼后感叹不已：“趁着这些国宝级的老人还健在，赶快去见一面，否则不知什么时候再也见不到了。”这话说得没错，我也有切身体会。我2005年出狱后，有个心愿打算三到五年内完成，那就是去西安拜访一次林老，以答谢我入狱期间他的帮助。我听别的朋友说林老饭量很大，身体不错，所以觉得迟几年没关系。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林老竟在睡梦中突然离世，没有任何征兆。而2012年突然离世的王东海，则是又一个令我抱憾终生未能再见一面的长者，因为他才65岁。
最近几年国内又先后有朱厚泽（2010年5月9日）、谢韬（2010年8月25日）、李普（2010年11月8日）、胡绩伟（2012年9月16日）等老人离世。这些老人均曾在1949年前接受过非共产主义教育，他们的凋零，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大损失。
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许先生及其恩师王淦昌等45名国内知识分子发起《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签名呼吁，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各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有1128人参加，其中有10位诺贝尔奖得主。国内签名的具体操作，主要是由几个年轻人拿着稿子骑自行车到各个老人家里完成的。这几个年轻人，就包括杨宽兴。所以，杨宽兴跟许先生是老相识。十多年以后，杨宽兴打算拜访那些老人，第一个想到的是许先生。
许先生家住中关村中科院的一个宿舍楼，挨着中关村大街。许先生家进门是餐厅，里面是许先生的工作室兼会客厅，有一张大桌子和书橱，右侧墙上挂着爱因斯坦画像，还有一个茶几和几个椅子。许先生请我俩坐在茶几边的椅子上，给我们倒上水，然后坐在爱因斯坦画像下。
许先生对不是很熟悉或不经常见面的人的面部识别的能力已经退化，见了杨宽兴没认出来，但清楚地记得杨宽兴的名字，所以很高兴。他问了杨宽兴的近况，并让我们说说最近的动态。他不会用电脑，跟外界接触也不多，消息很闭塞。听我们说今年“六四”前四川有个叫陈云飞的“八九”学生在《成都商报》刊登广告纪念“六四”母亲，他显得很高兴且很有兴趣，用笔记下来，说要找报纸看看。
杨宽兴高兴地说，许先生还是原来的样子，十多年了，简直一点都没变，而且身体看起来也不错。许先生用手比划着，带着天真的表情说：“我都八十八了，我觉得我还能活好多年呢。”
我告诉许先生，他的名字出现在了我的判决书中。他很纳闷，问怎么回事。我说，我给别人寄《“八九”十年感言》的事被作为“罪证”出现在了我的判决书中。许先生听了，像做了错事的小学生被老师批评了一样，面带愧色，显得很不好意思——那一刻的表情，让我觉得许先生很可爱。
我们还见到了王来棣老师。她也记得杨宽兴。跟许先生一样，王老师没有丝毫架子和虚假客套，流露出的是以知识的自信作底蕴的简练、礼貌和谦逊。
后来我又去过许先生家三次。一次是2008年5月，杨海时隔十年又来北京，我和王德邦陪他去拜访许先生。许先生很高兴，特意把王老师叫过来见了杨海。杨海是1995年《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吁实现国内宽容》的签名人之一，许先生和王老师对他格外亲热。
另一次是2009年2月12日，我跟李海和欧阳小戎去的。李海跟许先生早就认识，此前多次见面。许先生说，王老师患有鼻癌，年前在301医院住院。王老师跟我们打了声招呼，看起来跟以前没啥区别。我还把张小刚的问好转达给许先生。张小刚是许先生的小儿子许平的同学，此前曾委托我代他向许先生问好。
还有一次，应是2008年，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我和《国家历史》杂志记者古川一起去的。古川邀请许先生给《国家历史》写稿，许先生给了古川一篇关于民主的文章，但后来该文未能在《国家历史》发表。
这三次见到我，许先生都没认出来，但记得我的名字。每次去，他都让我们每个人写下名字。
许先生丝毫不掩饰对王丹、江棋生、傅国涌等晚辈的欣赏。他自豪地指着窗外说：“89年北大学生游行，我就每天看着王丹他们在我楼下走过去。”他称江棋生是个真正的硬骨头。他说傅国涌是个难得的才子。但显然，因消息闭塞，许先生对一些事务的判断难免有不周和偏颇之处。可这并不影响大家对他的尊敬。
他当时正和王老师一起重写世界民主史。他认为现在需要厘清人们对民主的误解。虽然他的一些观点有待商榷，但其精神令人叹服。
1940年代，许先生曾任浙江大学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跟乔石、吴学谦是上下级同事。1949年以后，他们也有联系。但1978年乔石升任中联部副部长后，许先生主动跟乔石中断来往。他不想跟大官打交道。而对饱受迫害的异议人士，他却乐于打交道，并尽力提供帮助。
高瑜说，许先生1987年之后，“支持方励之，谴责屠杀，介入人权事件，成为名副其实的异议人士。”“哈维尔担任总统之后，仍旧称自己是异议人士，在中国唯有许良英先生可以享有如此殊荣。”“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当局对许良英做了不予以党员登记处理，这是这位科学家和人权活动家终生的光荣。”
许良英先生，将以一个名副其实的异议人士的身份，获得永生。
2013年1月30日，于许良英先生遗体告别之日
2013年2月4日订正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