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牟传珩身陷囹圄的主因，是因为他为在押的朋友燕鹏鸣不平所致。在媒体上依凭证据、法律讲道理为朋友鸣不平，是合理、合法的正义之举。政府不妨也据理加以反驳，但是绝对不可因而加以逮捕。
知识份子实事求是地、负责任地公开讨论、质疑政府逮捕异议者的具体事件的正当性，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如果每个人对发生在身边的事情都不闻不问，那 ，冤假错案就会直线上升，说不定哪天就会轮到自己了。牟先生的可敬处，就在于他不顾个人安危，为朋友大声疾呼，提醒媒体关注燕鹏的个案，防止政治迫害的事件发生。
现今，只要棒子没有打在自己头上，很多中国的自由知识份子和民运人士，往往会失声地、远远地走开。因为，他们被集权政府给迫害怕了。
廖亦武先生在《纸上的良知》一文中感叹道：“写文章是一回事，集体签名（抗议、请愿）又是一回事。这是独裁体制下生存的底线，是官方给知识份子画定的圆圈。谁敢违犯游戏规则，把脚伸出圈外，谁就危险了。”
于是，自由知识份子就琢磨：激动有啥意思呢？既伤身体，又乱性情。还是铁了面孔、冷了心肠做纯文学。只要闷棍没打自己，就永远不以得奖、禁书、换班、侵犯人权、迫害作家等具体理由批评中国政府。
于是，民运当中一些人也就专挑拣些不那 敏感、不那 危险、可以安全地露脸去做的“聪明事”来做，唯恐中共把自己当成“民运排头兵”
给投入监狱。更有甚者，他们还把已被关入大牢的勇士，视为冒进人物，说他们尽干些不值得为之坐牢的“傻事”。
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去救助他人，乃是牟先生的崇高品质。在“傻”与“识时务者”之间，他宁可选择前者。他这种宁可充当“傻人”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啊。
今年8月13日，牟先生被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加以逮捕。中共也知道，为别人呼吁并不犯法，也够不上起诉的理由，故此给牟先生与燕鹏，戴上一顶凡民运人士都可扣上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的帽子。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乃是“反革命罪”的“接班人”，也是反革命罪的代名词。反革命的帽子之所以臭得连中共都不得不放弃，是因为它已经牺牲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个的说真话、有正义感和良知的生命。今日，颠覆国家政权罪就取代它继续执行阻扰政治体制改革上轨道的杀手（金间）的功能。
牟先生深知这一点。但他不畏惧。他以一身正气，始终倡导圆和理论、全民和解、良性互动、双赢双胜方针。
与牟先生初次见面，是在80年代初。那时，我俩才20多岁（牟先生长我一岁）。他是青岛民运刊物《海浪花》的负责人之一。我是北京民运刊物《北京青年》的召集人。《海浪花》杂志在徐文立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在西单民主墙与《四五论坛》一同出售。故此，《海浪花》在北京的读者也相当多。我也是其中之一。牟传珩、孙维邦、徐文立从那时起就是挚友。
牟先生长期奉行不结社的方针。但他从未因而反对别人去成立政治组织。中国民主党遭中共镇压后，牟先生与全国的民主党组织，共同谴责中共死抱一党集权、拒绝民主潮流的行经。识大体、顾大局、求同存异、团结朋友，正是牟先生的可敬之处。
最后一次与牟先生相聚，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对我的叮嘱：“20年了，要想出国我们早就走了。能坚持到今天的朋友，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没几个了。你要保重，千万得小心。”
让我没想到的是，总是提醒别人、为别人的安全着想的牟先生，今日却惨遭迫害入囹圄。一方面，我为暂时失去这样好的朋友感到深深的惋惜，另一方面，我对中共容不下一位主张圆和、良性互动、双赢双胜的温和性民运代表而感到愤慨。
今年山东的著名民运人士王金波、燕鹏、牟传珩等三位先生相续被中共逮捕。他们的遭遇再一次证明，在民选政府没有建立之前，凡有独立思想、持批评态度的人都随时有被投入大牢可能。
我恳请国际社会及新闻媒体关注山东三位异议人士的处境，恳请中国的自由知识份子拿出勇气，共同来公开抗议中共对他们的非法逮捕，并建议中共悬崖勒马、改正错误，即刻释放他们！
（2001年11月1日于北京）
《大参考》2001年11月6日
http://www.bignews.org/2001110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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