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欧阳懿不同，在98组党运动中，我是以一个民运新人的身份参加的。因此，虽然我看了《四川民主党筹组侧记及评述》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想写一下回顾98组党的事情，但总是觉得有些困难。因为，我对98组党之前的一些民运状况并不了解。作为一个新人，我承认，当时在临沂，我只有26岁，缺乏经验，孤零零一个人，的确犯了一些错误——在以后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出后来的我跟当时的我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简单地回顾一下98组党之前我个人的一些情况。而且，由于此前我未参加民运，不可能从大的角度谈国内国际形势。
1995年8月我进入临沂制药厂工作时，临沂制药厂已于当年开始间歇性停产，并于4年前开始亏损。我自1995年8月29日至1996年11月29 日一直在五车间（针剂车间）的洗瓶工序干。因工资已拖欠三个月，所以头三个月我必须花自己的钱。但当时家里已穷得连这个钱也拿不出来，所以我不得不找同学借了几百块钱用在了三个月的生活费上。后来开始发工资了，但只有200多，有几次连200都不到。不仅如此，其间经常停产，但每隔两三天却要点名，所以多数人无法另找工作——因为，国企的诱惑力对大多数工人还是很大的，大家都盼着有一天制药厂能起死回生。
1996年底，制药厂实行分厂制，我因忍受不了针剂车间的压抑气氛，调到片剂分厂跑销售。经过一个月的培训，1997年元旦后我去青岛出差。但我根本就没把精力放在业务上，而是每天定时收听外电。好不容易签了几千块钱的合同，回到厂里还没发货呢，全厂停产了。春节后因为那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尽管基本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但要经常到厂里集合点名），我也有时打打零工，但多数是在写情书。春天过去了，爱情故事也结束了，传来了济南三株集团公司同临沂制药厂合作的消息。8月11日，双方签订合同，成立临沂三株药业公司。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股神秘的力量笼罩了我。
原来，就在写情书的同时，我还于6月4日这天给香港的韩东方写了一封信。信的前半部分主要是我的经历、临沂制药厂的一些情况，后半部分主要是1989年5月19日我写给“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声援信底稿。此外，我还讲了我的一个设想：我有可能在“六四”周年纪念日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要求平反“六四”的横幅。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工作的确令我失望，而我因没有毕业证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加上当时我已经明白爱情的结局只是一场悲剧，所以我产生了这样的极端想法。老实说，当时我认识到了一旦将此付诸实施必将坐牢，但我宁愿如此。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几重绝望一起袭来，我是不会产生这种极端想法的。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我曾有过这种极端的想法，所以此后一直到2001年入狱，“两会”、“六四”、“十一”、中共十五大期间我一直受到特别“关照”。
说到毕业证的问题（详见《“六四”与我——“六四”十周年祭》），1995年7月离校前，本应结业证跟毕业证一起发下来，但不知为何，学校当时声称江西省教育厅没发下来，要拖一段时间。我托一个家在本校的同学帮我拿，但一两个月后他来信说不知为何仍然没有下来。后来没了下文。1996年春天我父亲接到学校的信，催我去进行最后一次补考，但我断然拒绝了。我的行为方式有时候与众不同，而且很固执，任谁也改变不了。虽然我明知这样对我今后的工作、谋生极为不利，但我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实际上，当时我的前途到底在哪里，我一片茫然。
回过头来讲那股神秘的力量。8月28日，平时跟我没有任何交往的厂人事劳资科科长纪平突然让跟我住一个宿舍的同事周蒙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闲聊。其间她站在办公桌旁，一边整理着什么东西，一边与我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一边时不时地往窗外楼下看去，甚至她到厂部办公室接电话时都一再嘱咐我先等一下，她马上就过来。一两个小时后她说没事了，你回去吧，欢迎常来坐坐。下楼时正遇见周蒙，我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奇怪。回到宿舍我正纳着闷，不知纪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一个同事回来了。这个同事见没有别的人在场，就神情严肃地问我，你有没有干什么瞎巴事（方言，指不好的事、坏事）？我一听愣了，反问他你觉得我可能会干瞎巴事么？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觉得你不会干瞎巴事，但有件事我觉得非常奇怪，并且估计跟你有关系。原来上午他从外面回宿舍时发现门被反锁上了，里面有一些奇怪的声音，他喊了好大一会儿门才打开，里面出来三个衣冠楚楚的人，其中一人拿着一个精致的小箱子。三人说了句“我们是来找工作的，纪科长让我们来看看宿舍”，掉头就走。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头，看这三个人穿的衣服很值钱，根本不像找工作的，而停产期间宿舍里只有我常住（周蒙家就在本厂，他平时早出晚归，只在宿舍睡觉），他就问了我。我马上意识到，这应该是国家安全局的。我对这个同事说，不错，我就是反对共产党，总有一天我会公开站出来反对共产党的。果然下午两点多，从未跟我打过交道的厂部办公室主任傅玉明找到我，临沂市国家安全局将我传唤了八九个小时。
其实，当时我跟民运界没有建立任何联系。虽然我给韩东方打过几次电话，但他都不在。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联系方式。但是，我毕竟料到这一天早晚会到来——当国家安全局的警车带着我驶进大院（中共临沂市委和临沂市政府所在的戒备森严的办公大院，临沂人习惯上称之为“大院”。当时临沂市国家安全局在大院西部一座楼上办公）时，我就说了这句话。在一个好像是会客室或会议室的大办公室里，那位姓武的处长（后来得知他是二处处长。但至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二处的辛科长（后来得知他的名字叫辛磊），以及一个好像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小李，问了我很多问题。当时，我不知道这应该叫做“讯问”。
他们问了我的一些经历，包括家庭情况，还问了我的一些观点。我如实回答了，并且说，估计你们应该是因为我给韩东方写信才叫我来的。他们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后来他们走了，让另一个年轻的警察看着我，还给我拿来一份饭。这份饭具体是什么我已记不清，只依稀记得其质量比我平时吃的要好，所以吃了几口。后来我困了，竟然躺在连椅上睡了一小觉。后来我常常想，当时我怎么竟然能睡着呢？也许，是无知者无畏吧。后来他们问我能否回我的宿舍把我的笔记本拿给他们看看，我说可以，他们就带我回到了我的宿舍，我把几个笔记本拿出来让他们看。他们简单地看了看，挑出两个笔记本和三本书，又带我回到他们那里。我和那个看我的年轻警察在那个办公室待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让我简单写一写我对这事的看法。我写了一遍，内容是承认我不应该跟韩东方联系。但他们不满意，让我重写。我问他们怎么写，他们几乎是教着我如何写，我就按他们说的写了，其中包括承认跟韩东方联系是“犯罪行为”的内容。他们拿着我写的那张纸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回来了，还有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武处长介绍说这是某局长，我现在记不清他姓什么了。这位局长对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武处长和辛磊那么和善了，而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样子。他说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情况，你要注意，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以后别再这样了，回去好好上班，别想三想四了。于是，武处长和辛磊把我送回了我的宿舍，并嘱咐我不要跟别人说这件事情，否则对我影响很不好。就这样，接下来几个月我再也未跟他们打交道。
后来仔细想想，当时跟我一起回我宿舍看我的书和笔记本时，他们并未仔细看每一本，恐怕说明此前他们早已看过。或许，就是白天看的。而我在我写的东西中承认跟韩东方联系是一种“犯罪行为”，其中有一种想法是：给后人留下资料，让他们看看，给一个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韩东方所在的香港当时刚刚由中国收回）的中国人写信竟然是“犯罪行为”，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当然，我之所以写了那个东西，关键还在于我自身。现在我承认，写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但是，当时我完全是孤零零一个人，不仅不认识一个民运人士，而且也没有一个民运人士知道我。我没有任何经验。而我想，我内心里的“趋利避祸”的软弱性因素占了上风。另外，我的无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压根不知道，这种情况其实他们有可能从重处理，比如劳教。济南车宏年先生被劳教，借口就是给外界写“勾联信”。而我回到单位以后，很久都觉得那次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危险。可以说，当时是我的“认罪”使我免予一难。但是，后来我并没有向朋友们隐瞒这一点，跟熟悉的朋友都讲过这次经历。至于后来我之所以变得态度强硬起来，并且明确向警方说明“虽然我明知你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别想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则主要缘于姜福祯、林牧两位先生的正面影响，以及警方对我一再欺骗、甚至故意执法犯法的反面影响。
这件事情过去没多久，就是中共15大了。此时我回到莒南老家农忙，15大闭幕次日回到临沂。当天，周蒙说，纪平这几天天天找我。次日我在厂里遇见纪平，但她却头一低过去了，没有理我。我想，恐怕又是国家安全局搞的鬼。
10月，新成立的临沂三株药业公司开始运行。不久，临沂制药厂少数职工上岗，进入临沂三株药业公司工作。先是培训、学习，就是开会、听课之类，没几个人仔细听。11月底，销售公司开始分配市场，我被安排在上海片。但由于工作未正式展开，一直没有出差。12月底又全部调整，我被分配去跑北京片。但这片的负责人（好像是姓李，我记不太清了）自己开着药店，根本不管我们那几个人，所以一直窝在家里。当时规定销售公司的人没有工资，出差可以报车旅费，所以不出差就在那里干耗，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但因为马上就是春节了，所以也就算了。
1998年1月29日，正月初二，我用一个干传销的堂哥家的电话，给杨勤恒打了一个电话。此前一两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杨勤恒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我跟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并未留下我的联系方式。没几天，我听到他入狱的消息。
春节假期没几天就结束了，我回到临沂上班。但是，北京片的负责人仍不管不问。北京片有几个同事本来跟我关系就不错，我们就商量了一下，主动请缨！副总经理兼销售公司经理钟宏世听了我们的情况，同意我们春节之后出差。于是，我们于2月17日去了北京。我们跑了几个地方，刚开始有眉目了，突然接到钟宏世的电话，要我赶紧回公司汇报工作。我说前两天不是刚刚用特快专递寄回市场调查报告了吗，他说是呀，写得不错，回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如何更好地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我真有些纳闷，试探着问了一句：“那三个人呢？”钟宏世迟疑了一下，说让他们也一起回来吧。他这一迟疑不要紧，我意识到事前他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三个人。于是我跟三位同事说了，他们都有些生气，但没有办法，买上车票，于3月1日到家。下午，我见到钟宏世，他很忙，我没有找他。
由于此时我已意识到这次可能是国家安全局搞的鬼，所以就于2日从电话簿上查到国家安全局二处的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武处长。他问我最近去哪里了，我心想果然他知道我的行踪，就说最近我去北京出差了，昨天刚回来。他简单地说了几句，嘱咐我好好工作。
打完电话，我找到钟宏世单独谈了谈。他没多说什么，只是说肖总找我，具体什么事情他不愿管。于是我找到总经理肖安乐。此前我跟肖安乐从未打过交道。他说，技术质监部准备上马阿尼西坦中试车间，急需学化工的人，他查了一下档案，发现我是学化工的，所以准备把我调到技术质监部研究所。我表示我不想去，我学的其实是化验（工业分析专业），公司里有真正学化工（化学工程专业）的人，让他们去吧，然后我向他介绍了一两个学化工专业的同事的情况，并说明这一两个同事本人也想干这些工作。但他根本不愿多了解这些情况，只是坚持要我去。我始终没有同意，最后不欢而散。
3月6日，我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韩东方，聊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果然他不记得曾收到过我那封信。我把国家安全局找我的事告诉了他。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仍然是天天去销售公司。后来，我跟北京片的那几个同事商量好了，再去北京。钟宏世一开始不大愿意，后来同意了，并在借款单上签了字。只剩最后一道手续了——只要肖安乐签了字，我立即就能去财务部领出钱来，然后就可以去北京了。没想到肖安乐给那几个同事签完字后，单独把我留下，再次要求我去技术质监部。谈了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态度不容改变，而这样下去我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不是长久之计，就松了下口气说我考虑考虑吧。他一听我这么说，立即把借款单撕碎了，说不要考虑了，现在就办调令。当即他给人事劳资部打电话，但因已到下班时间所以没人接。肖安乐说，明天你就去技术质监部报到吧。
就这样，3月中旬的一天，我调到了技术质监部。我们平时上班的实验室习惯上称为研究所，当时正做阿尼西坦小试。这里几个年轻人的关系相处得都非常好。我同宿舍的李强、孙沂蒙本来跟我关系就一直不错，刚结婚的尤元洪也与世无争，家住北郊的张凤庆则每天中午都到我们宿舍休息。但我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在这里，我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把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探源》一书抄完了。
这本书是1997年底我在济南大观园附近的一个古旧书店里买的。这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中华民国71年）出版的，繁体字，译者为蔡英文，作者（Hannah Arendt）翻译为“安娜·鄂兰”。因为该书是繁体字，虽然我几乎全部认识，但理解起来毕竟有些迟缓，而我的理论基础有些薄弱，所以我就使用了最笨的法子——抄一遍，改成简体字。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较大。我之所以至今一直使用极权主义的概念，并用极权主义来指称法西斯主义（主要包括二战时期德国的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指苏联、中国等建立了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完全相同，就是从这本书里得出的结论。1999年我把这本书带到杭州给吴义龙看，4月他和我先后被拘捕，此书不知流落何处。
我在研究所待了两个星期，就被调到化验室。此前技术质监部部长李富国已透露过这个意思，因为他说过化验室除了主任张成习是正儿八经的分析专业科班出身，其他人都是后来培训的。4月1日，愚人节，我正式到化验室上班。化验室大都是女职工，只有邢安全、孙晓东两个男职工。邢安全接近50岁，老实忠厚，从不多言多语，对我非常友好。孙晓东20露头，父母都在本厂上班，整天醉心于足球。其余的女职工，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比我大几个月。总起来讲我跟这些人相处得都不错，但时间长了受不了，因为毕竟我是个年轻人——此前，曾在化验室干过的李强多次说过，男青年在化验室没有一个干时间长的。
7月，新来的总经理傅冠群要在销售公司成立企划部，在职工中物色合适人选。有一次我遇见钟宏世，他问我愿不愿意干，我正想离开化验室呢，就说愿意。于是，经钟宏世推荐，我跟傅冠群面谈后，写了一份营销策划方面的设想（其实很多都是书本上的东西，典型的纸上谈兵），傅冠群看了很满意，于是我就去了企划部。此时大约是7月下旬。
我干得很认真，因为这个岗位在临沂制药厂里算是好工作了，而且是文字工作——我最愿意干的就是文字工作。钟宏世骑着自行车领着我去广告公司订做横幅，在大街上悬挂以后让我经常去检查。后来在临沂电台和电视台做了广告，安排我每天定时收听、收看。我尽职尽责地做了。此外，已经上市的威得口服液和即将上市的国家二类新药阿尼西坦的策划，以及一些销售公司的会议记录等工作，我出的力也最多。当然，其他一些常用药的企划工作，也属于日常工作范围之内。
此时由于我直接跟总经理、副总经理打交道（全公司只有傅冠群、钟宏世和我三人管企划业务），所以这时候我对公司的实际情况多了一些了解。傅冠群是去年新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三任总经理，原为集团总部的高级副总裁，据说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而被贬到这里来的。他喜欢花架子，比如宣布成立公司的中共党委（临沂制药厂的党委当然仍然存在，但毕竟跟临沂三株药业公司不是一个单位，而且傅冠群等人不是临沂制药厂的职工），由他出任党委书记。而这一年的“8.8”会议（三株集团成立于8月8日，以后每年都在这一天召开全集团职代会）之后，我看了出席会议的同事带回来的文件，觉得集团总裁吴炳新简直就是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会议发言充斥着对他的歌功颂德和个人崇拜。与此同时，临沂三株药业公司的经营不仅没有新的起色，反而再次出现前景不妙的迹象。而职工工资的双轨制，则激化了临沂制药厂职工跟三株的矛盾。四五个总经理和七八个中层管理人员（部长）的工资实行全集团统一的标准，都是几千元。有时候集团总部临时派普通职工来干活，工资也是上千元。临沂制药厂的普通职工则低得多，只有几百元，我的工资基本是200多，偶尔能拿到300多。时间长了，不仅临沂制药厂的职工们私下里议论公司仍没有发展前途，而且事实上已有几个职工递交下岗申请报告后另谋他路去了（包括原来的技术质监部部长李富国）。因此，虽然我仍在上着班，但此时已经产生了厌倦心理。
2006年2月9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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