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杭州的一些经过，曾经在《墙外追思──回忆祝正明等杭州、上海几位入狱朋友》一文中介绍过。因此，有些地方在下面可能就要讲得简单一些。
1999年1月14日下午，我收拾好东西，怀里揣着300多块钱（其中有260块钱是借了一个同事的），让一个同事骑自行车带着我，从临沂制药厂往北去。离汽车站还有一两千米，一辆临沂发往温州的卧铺客车过来了。我急忙下车拦住，问是否路过杭州，卖票的人说走杭州城里，我就上去了。车票跟在车站上一样，120块钱，我讲价没讲下来。因为据说按照惯例，在车站外面上车要稍微便宜一点。车的后部还有几个座位，我脱鞋上去躺下。这是我第一次坐卧铺客车，觉得的确比只有硬座的汽车舒服多了。
这是我自1995年回山东工作后第一次去南方。时隔3年半了，南方还是原来的样子吗？我在江西4年，直到离开江西的那一天也没习惯南方的饭菜，总是吃一点就饱了，吃完一会儿就饿了，4年期间饭吃得像在家里一样饱、一样舒服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1个月。当时还没有京九铁路，我多数在上海倒车，因此也多次路过杭州，但是4年中一次也没下去看看这个“天堂”——囊中羞涩。现在我终于要到这个人间天堂来看看了，尽管一切都是未知数。
凌晨5点半，司机让我下了车。很好，这个地方离吴义龙家很近，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但是，无论我如何敲门，都没有人答应。我四处转了转，是这个地方呀，没搞错。我急了，难道吴义龙出事了？出了小区我给吴义龙打电话，没人接，打传呼，没有回应。打了好几遍，等了半个多小时，没反应。又去吴义龙家看看，敲门，照旧。怎么办？看来只好找别人了。找谁呢？杭州朋友的地址，我只有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张义才4个人的。王有才进监狱了，肯定无法找他。那就剩下祝正明、张义才两个人了。这两个人的地址我是从《中国人权观察正式成员通讯录》上看到的。祝正明我知道是浙江民主党的主要成员之一，但是我从未跟他联系过。张义才的具体情况我并不了解。那就去找祝正明吧。于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在家。
我找到了祝正明。见面之前我以为祝正明高高的、瘦瘦的，而实际上他个子很矮，胖胖的。至于那个张义才，祝正明说大家跟他没有什么来往，他好像是为了自己的一件什么事情感到不平，到处打官司，也不知怎么跟秦永敏联系上的。下午，祝正明骑助力车带着我去了毛庆祥家。毛庆祥打开门，一看是祝正明，让我们进去，接着从里屋出来几个人。祝正明向大家介绍我的名字，吴义龙一下子高兴极了。吴义龙也跟我想象得不一样，不是原来我想象的胖胖的、个子不高的样子，而是有大约一米七三、四高，瘦瘦的。但我一看到他那条腿，则是我没有想到的，原来他竟然是小儿麻痹症。我问他早上怎么回事，他说睡得晚，电话线拔掉了，传呼关了。怪不得呢，让我虚惊一场。
主人毛庆祥中等个，一看就是个忠厚之人。朱虞夫胖胖的，脑后留着马尾巴，一副艺术家形象。王荣清很清痩，穿着皮外套，很像是个商人。他们３人我以前没有打过交道，彼此介绍了一番。其实他们３人都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他们投身民主运动的时候，我刚开始认字。
晚上我们去了吴义龙家。仍然是祝正明带着我，路上他还去了一家医院看了看，因为他身体不舒服。到了吴义龙家，果然就是早上我找的地方。不管在哪个城市，只要拿着地图，我还从来没有找不到的地方。这里位于江干区景芳小区，是戚惠民先生的房子，很小，一室一厅。后来的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吴义龙和小单住卧室，我睡客厅里的沙发。虽然条件极为艰苦，但我至今怀念那段令人难忘的短暂时光。在那里，我认识、熟悉了很多朋友，比如至今仍在坐牢的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谭凯，曾经坐过牢的单称峰、戚惠民、来金彪、王荣清，外地的吕洪来、晚成先生，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坐过牢的朋友。
来到这里，我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吴义龙被开除学籍。当时吴义龙正值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夕，但无耻的权力者在他毕业论文答辩前３天开除了他的学籍。这其中的详细经过以前我曾经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从此以后，吴义龙被迫干起了职业民运。
当时虽然全国范围内民主党组党活动大多处于低潮，但是在吴义龙等朋友的带动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仍在坚持。被吸引过来的，很多属于普通的底层民众，草根色彩很明显。也有一些老资格的异议人士，比如俞杭升（或名俞杭生）、聂敏之曾经来过。其中聂敏之老先生现在已经去世，而他在文革期间曾经因为反对林彪被判死刑，行刑前恰逢林彪摔死而留下一条命。2000年聂敏之老先生在风烛残年之际竟又被判处劳教１年，１个月后回家。我出狱后听说，他在回家１年后终于走完了70年的坎坷一生。
吴义龙家实际上起了一个接待外地朋友的作用。其中有一个上海宝钢的退休工程师应承安，湖北黄陂人，笔名晚成，取“大器晚成”之意，来的次数较多。我们都叫他“晚成先生”。晚成先生是12月17日王有才案开庭时，应胡江霞的呼吁来到杭州市中级法院门前，认识杭州朋友的。据当时在场的小单和晚成先生说，那天全国各地来了好几百人。晚成先生拿着一个相机照了几张照片，被一个50岁左右的警察发现，警察上前就要夺相机，被人们拦住，晚成先生趁机躲了起来。而那个警察一看被拦住了，也就不再上前，扭过头去嘟囔了一句：“也不是我自己想这样，是上面安排的。”晚成先生曾去法院领旁听证要求参加旁听，法院工作人员声称去别的办公室拿，结果再也不回来了。晚成先生曾经发表过《评刘家骅〈写给中国“异议人士”的一封公开信〉》、《探讨宪法。展望民主》等文章。到了2000 年，我好像从蔡桂华或者另一位上海朋友那里听说，晚成先生被抓起来了。
晚成先生是民革成员。杭州西泠集团还有一个退休工程师萧利斌，是农工民主党、致公党还是九三学社的成员，我记不清了，也经常跟大家见面。他们这些所谓“民主党派”的成员，对共产党也是非常不满。晚成先生说，他们民革作为一个政党，所有的活动竟然就是过年时开个茶话会，“吃瓜子，喝茶！”他重复了好几遍，说得大家都笑了。后来我在西安见到了曾经担任林牧先生私人法律顾问的窦培信律师，也是民革成员，他的父亲曾经是杨虎城的得力助手之一。窦培信对共产党的本质也认识得很清楚。可见，那八个所谓的“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其成员中也有不少主张改变中共一党专制局面的。其实，作为政党，仅仅自甘“参政”，“接受”其他政党的“领导”，恐怕也不见得就是它真心这么想的。我记得波兰在1989年政治转型过程中，作为共产党体制下的陪衬的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一开始曾经跟执政的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结成“执政联盟”，但随着共产党在参议院大选中的彻底失败，这两个政党退出了“执政联盟”。而在情况特殊的德国统一进程中，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则在大选中获胜，并组织了统一之前的最后一届政府。我想，到了中国政治转型的时候，这些“民主党派”恐怕就不会跟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
现在正在看守所的谭凯，也是我在这里认识的。他好像比我小1岁，家在绍兴，对文化很感兴趣，当时正在准备写一本关于人或者文化方面的书，并曾拿出那本书的提纲给吴义龙和我看过，可惜现在我记不清具体内容了。他对现代民主理论了解得要少一些，并不热衷于组党。去年我出狱后听说他早就到了杭州开店修理电脑，有时候参加环保活动。但是，去年10月他被莫名其妙地逮捕，而他被逮捕的过程，实在疑窦丛生，令人不能不怀疑那是一个设计好了的圈套。
第一次去杭州，我还认识了吕洪来先生。那天吴义龙、王荣清、小单、小郑（郑大中，比我小两三岁，安徽舒城人，跟我大学里的一个同班同学是一个村的邻居。当时他在杭州做生意，因跟吴义龙是安徽老乡所以开始了交往）等几个人（那天可能还有谭凯）在一个饭店吃面条，忽然王荣清的手机响了，他出去了，一会儿领了一个胖胖的中年人进来。王荣清问大家：“知道这是谁吗？”大家都不知道，王荣清说：“这是天津的吕洪来先生，79的老民运了。”原来是他！吴义龙和吕洪来说了两句之后，我也作了自我介绍。吕洪来惊喜地对我说：“你怎么也在这里？”我说我想来这里打工。原来吕洪来购进一批河北沧州鸭梨，准备来杭州卖。因为对杭州市场不了解，所以先行一步来看看。我第二次到杭州之后，一天吕洪来又到了景芳小区吴义龙家，原来他和夫人早已来了，但是那个市场很不好销，想转移到不远处的另一个市场，但是市场管理方不愿意。没有办法，他只好再来找朋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否则，他不打算再麻烦朋友了。于是，大家帮了他一下，终于在年前处理完了鸭梨。但是，正像别的朋友也看出来的一样，我觉得他对于做生意似乎并不在行。
有一天晚上，我跟吕洪来一起睡在王荣清家里，晚上我俩聊得很晚。此外，别的时候我也见缝插针跟他聊。虽然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但是事后想想，总起来讲，其实他对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组党是不乐观的。因此，他宁肯做生意也不愿再搀和组党。我在临沂时曾经以为他家里有电脑，《笔谈》是他自己在电脑上印的。见了面才知道，那两期《笔谈》都是他手工操作的，印的时候要找打字社，而打字社不愿承担风险，他还得说好话，人家好不容易才答应。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第三期，正准备打印呢，“唉……”在他的这声“唉”里，我当时没有读出多少东西，事后想想，那包含了多少无法言说的内容啊！
吕洪来的夫人李嫂（名字我记不清了）一看就是个贤惠之人。他俩的姻缘非常有传奇色彩：别人介绍他俩见了一面之后，约好下一个星期六再次见面。但是，李嫂怎么也等不来吕洪来，就凭着印象找到了吕洪来家。谁知道吕洪来被抓走了！李嫂问清被抓的原因之后，不仅没有嫌弃，反而决定嫁给他。于是，正在劳教的吕洪来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吕洪来生活极为困难，孩子又上学，负担很重。在卖鸭梨期间，我才知道他这次贩梨的钱是以房子为抵押借的。由于赔了几千块钱，我问他怎么办，他说只好卖掉房子，另外买一套小的，或者先租一套，别的没有办法了。他说这话时很沉重。
后来我给吕洪来打过两次电话，但都没打通。而且到现在，媒体上也几乎没见关于他的消息。我想，大概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正在老老实实挣钱还债吧。
1月22日，我写了一篇《组党时机到 浙江是榜样——兼答部分朋友的疑问》，并且后来根据吴义龙、王荣清等人的意思，这篇文章由我署名分别寄给了西安林牧老先生、南京樊百华先生和北京朱锐女士。而在此之前，我跟这3人没有任何接触，甚至我一直以为朱锐是个男士。应该说，当时导致我写这篇文章的，是一种错觉。当时在我的眼里，杭州组党运动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当然，这里面既有杭州跟临沂的巨大反差的因素，也有我和杭州朋友都不是很清醒的因素。但是，在吴义龙的提醒下，两天后我还是在文章后面加了一个注明：“本文仅限内部传阅，非经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私自在媒体上发布。”吴义龙的意思大概是，不想让杭州的组党运动引起官方的过多注意，从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事后想来，这倒也能起到另一种作用：少给外界造成误会，从而避免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损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来我渐渐了解到，实际情况并不如我了解得那么简单，因为我这篇很不成熟的文章传到了很多地方。比如我刚刚离开杭州之后，刘贤斌来了，而且离开杭州之后就拿着我这篇文章去了其他地方。后来在西安，我也听说传到了那里。在我以后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很痛心。
但是，当时杭州朋友们普遍赞赏我的这篇文章。我到杭州的当天晚上，就跟吴义龙讲了我来这里的3个目的：我想进一步了解民主党的情况；我想进一步了解民运的情况；我想征求朋友们的意见，下一步我该怎么办。经过几天的接触，我对民主党和民运的了解多了一些，而杭州的朋友们都希望我能留下来一起做事。我当然想留下来，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在临沂待下去了，何况杭州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美丽城市。可是，临沂那边我还有很多东西，我必须回家收拾好。所以，尽管杭州朋友们力劝我就这样留下来，我还是坚持回去一趟。
上海的晚成先生来了。25日，我跟吴义龙、晚成先生坐上火车，去了上海。
2006年3月14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补：
组党时机到 浙江是榜样——兼答部分朋友的疑问
随着12月王、秦、徐三人的入狱，中共打压加紧，国内一派肃杀，于是不少人纷纷惊呼：组党不行，赶紧收兵。可是与此同时，浙江大旗不仅未倒，尚有新的发展的消息传来。浙江是在拉大旗作虎皮，打肿脸充胖子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了杭州。
首先声明，本人虽参与民运较晚，但理念清晰、信念坚定，于内幕也了解不少。来到杭州一看，大出我的意料，这儿不仅确如浙江朋友所言发展很好，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儿看到了未来中国民主的影子。
第一，在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原则下，真正实现民主操作。首先，新老朋友平等交谈，畅所欲言，无新老之区别，无内外之界限。其次，有意见当面提，有批评当面讲，而非人前谈好，背后拆台。再次，有事情集体讨论集体通过，每个人的权力是平等的，无地位高低之分，无权力大小之别。
第二，思路清晰，工作有序。今年上半年、甚至直至国庆，中共的恐惧戒备心理昭然若揭，打压行动应不足为怪。浙江并未盲动，而是提出“冷静分析时局，安静开展工作”的方针，既不违背民主正义原则，又避免与中共发生对抗性的正面冲突，激化社会矛盾，不得不令人佩服，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浙江认为，上半年应低调处理“五四”80周年，“六四”10周年，下半年再提高调子。在低调的同时，甚至就在12？17审判王有才前后，直至今日，浙江发展工作做得相当好。
第三，对打压行动相当冷静、理智、克制。吴义龙于18日被开除学籍，来金彪于21日收监行政拘留10天，浙江采取低调处理措施，没有采取过激行动。本来吴义龙事件完全可以大作文章，可以去发动游行示威，可以去浙大绝食抗议，这样完全可能引发全社会的抗议浪潮，揭开99民运序幕，甚至有可能给中共政权造成致命性的打击，进而使中国民主的实现尽早到来。但是浙江朋友经过慎重考虑，放弃采取过激行动的念头，反而由全筹会发了一个谴责暴力与恐怖活动的声明。浙江冷静、理性、克制地低调处理了吴义龙、来金彪事件，说明他们不仅没有争当山大王的念头，而且宁肯牺牲个人、局部的利益，真正为民运、为全国民众的长远利益着想。
第四，老中青结合，首创新人打前锋、老人压后阵的策略。这样做，一是锻炼新人，二是保护老人。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朋友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有事老人挑头新人跟后。于是乎，出现了党未成立就已开始争夺党魁的咄咄怪事。本来民运是为了大众的民主，怎么会为了小集团甚至个人的“地位”窝里斗呢？浙江领了个好头，不断推出新人，这次由吴义龙、祝正明两位新人出面，其他老人压阵。新人得到了锻炼，老人呢？如果每次都是老人挑头，中共就发话了，好，每次都是你搞，累积起来够抓的了，于是便把你抓起来了。抓起来的后果，不仅是老人受了苦，整个民运也损兵折将，士气低落。而浙江的做法，老人功不可没，没有人会忘记你，根本没必要劳您大驾亲自出马争功。浙江的新策略是否值得我们借鉴？
第五，浙江大旗不倒，全国人心稳定。在各地纷纷降温的同时，浙江仍高举民主党大旗，在全国起到稳定军心、安抚民心的作用。如果浙江大旗一倒，民主党恐怕便会昙花一现，不仅民运士气大落，中共公开报道民主党做的免费广告使民主党的概念普及扎根于百姓心中的良好效果便丧失殆尽，再次唤起民众觉醒的工作又得从头做起。我本来在北方感到民主党已在全国停了，可浙江的大旗总萦绕于我的心头，觉得民主党并没有完全倒掉，心里总有一根支柱，来此一看更是士气大振。若各地正视浙江，民主党不仅不会倒，而且将继续健康、良性、稳步地发展下去，则浙江功不可没。
第六，正视中共高层动向，摸清其真实意图，恐怕就会得出并不那么悲观的结论。中共这次对民主党打压范围之宽松，公开报道之异常，说明打压本身并不是目的，其背后隐藏着中共高层开明派难以言传的真实目的，恐怕是并不想完全封杀民主党，而是让其继续存在、限制发展。我们应看到，今日之中共远非昔日之中共，毛时代说错一句话可以人头落地，邓时代胡石根组党全部判刑，江时代民主党组党只抓3人，占多少分之一？组党是否可行，不是指一个成熟的反对党可否建成，而是指组党这个开端能否启动。民主党尚未成熟这是事实，但中共是否想让浙江这块较理性、较成熟的地方作为一块试验田呢？
本人在杭州期间，仍得到外地劝告浙江暂缓组党的建议，但有的朋友看到实际情况后，改变初衷，因此我想，是否需要对组党认真评估？
我的结论是：时机已到来，组党能继续。只要各地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民主自由之花很快就会开遍神州大地。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 王金波
99年1月22日
声明：
本文仅限内部传阅，非经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私自在媒体上发布。
王金波
24-01-99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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