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恢复自由的当天晚上，我给徐文立打电话，突然得知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宣布成立。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我非常高兴。徐文立在电话里向我宣读了有关的文件。我问徐文立需要我做什么，他说你不要急，等等再说吧。
过了几天，又传来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成立的消息。我当时以为，这两者是一回事。后来我慢慢了解到，这里面有些不太一致的地方。随着我跟朋友们的继续联系，我才听说这里面出现了分歧。说实话，当我刚刚了解到这些分歧的时候，我的确有些吃惊。因为在我眼里，大家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结束中共一党专制，实现宪政民主——走到一起的，怎么会窝里斗呢？当然，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民运人士也是普通的人，任何人都有缺点，民运人士也有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人性啊，在这里体现得非常充分——不要以为目标伟大、目标一致，就能免去人性的种种弱点。人性的弱点是谁也去不了的，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也没有完美无缺的事。
随后不久，三位民主党领袖被捕。他们这三个人被捕前，我都跟他们有着较多的联系，其中王有才稍少一些。我曾跟王有才要过两个人权公约，他给我寄来了。后来他被监视居住，胡江霞一直替他呼吁。12月17日杭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前，胡江霞呼吁人们去参加旁听。当时别的朋友跟我说过，一般来说去不成，有可能被警察拦起来。当时我倒是没被警察拦起来，但我当时连去杭州的来回路费都凑不起来。想来想去，我去青岛见见燕鹏吧，看看青岛的朋友是怎么想的。于是，我给燕鹏打了个电话，让他明白我准备要去青岛了。
12月12日早上，我早早来到临沂汽车站，买票坐上车。这是一辆依维柯，还不到点，要等一会儿才走。忽然我听见外面一个小孩子在我旁边喊“王建波”，我扭头往外看去，原来是马仑的女儿晓晓，她把我的名字记错了。旁边是马仑和五里堡派出所的司机韩茂文，还有一个年轻一些的女的。马仑看到我笑了，问我干什么，也去青岛？又找你那些朋友？我说去青岛看看。她说你别到处乱跑了，安心上班吧。然后她说这是她表妹，要回青岛，让我路上照顾一下。一会儿他们就走了。马仑的表妹上车后坐在离我较远的一个位子，一路上我没跟她说话，到了青岛说了一句客气话她就走了。
青岛以前我来过几次，因此并不是很陌生。我在找到民运之前，就从收音机里听过报道，1997年1月我来出差时，还曾想过，青岛这里就有异议人士啊，我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当然，想归想，我并没有全力去找，而且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参加组党之后，我给牟传珩、姜福祯、燕鹏三位朋友打过电话。但是我跟老牟、老姜联系很少，来青岛之前的那段时间跟燕鹏联系较多。老牟的文章我在吕洪来主办的《笔谈》上看过几篇，很是佩服，并且非常认同其中的妥协理论。在跟警方打交道时，我主动告诉警方一些情况，应该说，一方面跟我本人的天性有关，另一方面这些妥协思想给我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要知道，当时我刚刚进入民运圈子，所接触到的资料极其有限，我大多仔细看过，并且有些内容现在也记得比较清楚。而像老牟这种连徐文立这样的民运领袖都非常推崇的理论家，他的文章我当然是以完全接受的态度去读的。当然，我自己在临沂孤孤单单，没有任何人可以交流，看了这些文章之后，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来看待问题。所以，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偏差。而燕鹏，则是刘连军向我介绍的。我在离开刘连军家之前，刘连军让我多跟张铭山和燕鹏这两个人联系一下。燕鹏的名字我在收音机里听过，所以很快我就跟他联系上了。而燕鹏的确善解人意，比如一般是我打过电话去，他再把电话打过来，为的就是让我省钱。
出了汽车站，我找了个公用电话打过去，燕鹏让我到附近的某一个公交车站牌旁边等着。我站在那里，看着一个一个的人走过去，不知道哪一个是燕鹏。后来燕鹏来了，他几乎立即就认出我来，直接走到我面前。就这样，我终于见到了山东民运的这员大将。
燕鹏带着我去了一家饭店。这家饭店不是燕鹏开的。此前不久，刘连军来访，燕鹏把他接到新开的饭店，结果饭店被停水停电，燕鹏损失惨重，所以这次把我带到别的饭店吃饭。一起吃饭的还有一个人，燕鹏介绍说这是邢大坤，听说过吧，也是79的老民运。但当时我听说的朋友很少，一般要么是常上媒体的，要么就是从别人寄来的几份资料上见过的，所以对邢大坤的名字很陌生。
我们三人在一个小房间里，燕鹏要了一些菜，拿了两瓶啤酒。我说我不能多喝酒，燕鹏就非常实在地说，能喝多少就喝多少，不用勉强。就这样，我一共只喝了一杯啤酒。期间，他们二人主要劝我先从自己的生活着手：连谋生都成问题，如何追求民主？当时，我对这一点是不能理解的。现在想来，这就是我的浅薄之处了。他俩说得很对，连自己都没有生活保障，谋生问题解决不了，谈论为民主运动做奉献很可能只是一种不务实的好高骛远。
对于组党，他俩并不持乐观态度。我是一个民运新人，大家对我普遍不了解具体情况，而我在临沂孤零零一个人参加了组党活动，热情非常高涨，所以，他们对我进行一些冷静的分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他们是“广交友、不结社”的最主要的几个成员，非常欣赏老牟的新文明理论，所以也跟我讲了许多。
当然，当时我不可能知道的是，燕鹏在山东民主党筹组过程中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是后话。
我提出想见见老牟，他俩说老牟刚搬家，较忙，可能没有空。我一听，说那就算了吧。
这次青岛之行的一些经过，我曾在《燕鹏兄，愿你早日获得自由》一文中提到。我住了一夜，次日燕鹏把我送走。
回到临沂之后，我给丁子霖老师打了个电话。丁子霖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要组党。丁子霖是我极为尊重的一个人，她身上体现了人类的良知。我一直觉得，丁子霖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的共同的母亲，无愧于“天安门母亲”的荣誉。也正是因为丁子霖对组党的这个态度，我有些不太理解：冲击党禁明明完全是正义的事情，可为什么要对此进行批评呢？这个问题，我很长时间没有想通。
任畹町先生的名字我是在“六四”镇压之后从官方的批判文章中看到的，并从此记住了“中国人权同盟”的名字。像他这样老资格的民运人士参与组党，我一听到报道就感到很振奋。10月我在刘连军家里看到他的通讯录上有任畹町的名字，就主动要了他的电话。但我跟他联系很少，因为我觉得我是无名小辈，他是领袖级的人物，所以不敢过多地打扰他。后来跟他交往多了，才知道他其实很乐意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打交道的。
王有才被捕以后，我跟杭州朋友失去了联系。不久，任畹町给我和吴义龙互相做了介绍，我跟吴义龙开始了联系。而从吴义龙那里，我得到的消息却并不悲观。比如，12月17日王有才案开庭时，虽然杭州朋友大多被控制起来，但很快全部释放，而且全国各地去了好几百人。根据吴义龙的说法，我产生了一种印象：组党不见得会被完全镇压下去。
我感到迷惑不解。到底怎么回事？也因此，我产生了去杭州看看的想法。当然，1999年元旦后临沂制药厂全面停产（三株集团派来的最后一任总经理来了没几天就被一名原临沂制药厂中层管理人员一巴掌打回济南，从而导致无人主持工作），我对临沂制药厂的最后一线希望完全破灭，去杭州看看能否在朋友的帮助下找份工作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段时间的其他一些事情还有：
11月9日，临沂市国家安全局二处科长辛磊和另一个人来我宿舍闲谈了一个小时。辛磊装作不知道我前不久被派出所软禁的样子。辛磊问我，你不是去年写了具结悔过了吗，怎么现在又搞这些事情？我问他什么叫具结悔过？我可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他一想也是，我当时写的那份东西根本没有提到什么具结悔过之类的说法。
12月，我收到张铭山于5日写的信，我在25日给他回了一封信。此前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这是我俩至诚交往的开始。
12月29日，庞廷斯请我吃饭。期间他说起一件事情，令我哭笑不得。原来，对我的软禁结束以后，他们在报账时，主要是吃饭，王昌生报了很多100多块钱一顿饭的账。而实际上，通常一顿饭也就二三十块钱，五六十块钱的有几次，超过100的顶多有一次。
31日，侯献合和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政保科科长董某（女）、警察阎某（女）联合约我在五里堡派出所谈话，要了我在临沂的亲人、同学、同事的名单。
1999年1月3日，我写了《近两个月来的一些想法》【附件11】交给侯献合。
1月13日，我给吴义龙写了一封信。
【附件11】近两个月来的一些想法
11月6日我被解除24小时监控的当天，徐文立宣布在北京成立由他担任总召集人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随即，山东、浙江、北京等地朋友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并于10日在杭州宣布成立全国筹委会。从这时开始，我发现民运内部并不如我先前想像得那么团结，也存在许多纷争。真正的民主，肯定是派别林立、众说纷纭的，民运内部存在纷争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这正说明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多元化恰恰是民主的真正体现，若只求一个主义、一个权威、一个领袖的绝对统治则绝对不是民主。通过这个事实的发现，我对民主实践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
但与此同时，我开始发现民运内部的一些不良现象——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民运也不例外——比如徐文立宣布成立民主党一大筹备工作组一事遭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批评，说明他的做法欠妥，可能存在个人动机，即对民主党乃至国内民运领导权的争夺。正是这种不良现象，使我不得不开始冷静思考，怎样才能既使民主进程健康良性发展，又避免与执政集团发生对抗性的正面冲突。
11月30日与12月1日王、秦、徐3人被捕，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在这之前，不少朋友劝我暂停组党，少搞政治。我想，一味地抗争不是最佳办法，不如暂时放一放，等时机成熟再搞。与此同时，我发现青岛牟传珩等人的“广交友、不结社”似乎符合我的不少想法，所以我要了燕鹏的地址于12月12日去青岛见到燕鹏和邢大昆一面。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燕、邢2人一直向我宣传“广交友、不结社”的思想，劝我退出组党活动，目前把精力转移到个人问题上，少搞甚至不搞政治。
回来后与丁子琳通了一次话，她直接劝我退出组党。这许多事情使我进一步冷静下来，12月17日杭州审判王有才，我没有去，尽管听吴义龙说去了不少外地朋友且未受拘捕。而在这之前，全国营救工作协调小组成立时，每省出1人参加，吴义龙请我作为山东省的代表参加，我没有答应。24日开始的16省214人百日接力绝食活动，我既未主动参加，也未被动邀请。总之，我的确未再参加这些活动。
最近的事态表明，中共高层不打算短期内加速政治改革。基于这样一种事实，国内民运处于低潮，我认为各地朋友最好不再与执政集团一味地抗争下去，可以采取一种较温和的方式，既不违背民主正义和原则，又能使执政集团接受。
对于共产党，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它在一步步变好，尽管有时会退步，但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上没有改变。对于组党结社，既然中国任何法律（包括宪法）没有禁止成立新的政党和社团，组党结社乃是公民天赋的权利，申请组党结社不仅符合民主原则，而且是合法的。如说中共执政一天就不会允许成立反对党，那么除非中共选择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方式，在人民起义中自取灭亡；而这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是最坏的一种方式；我希望中共走其他大多数前共产党国家的道路，一步步向民主力量妥协，自动放弃一党专政——并且我认为，这可能是唯一的一种方式。
我的政治观点没有改变，我随时准备坐牢，并以坐共产党的牢为荣。我已经把我的一生托付给了中国的民主事业。
王金波
03-01-99
2006年3月12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