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三次到杭州以后，吴义龙把家搬到了朱虞夫家附近的一个地方。但是没过几天，房东突然无条件提出退房。没办法，在离毛庆祥家较近的地方，租了两处房子。一处给吴义龙和小单住，大家尽量少去，我从未去过。另一处用我的身份证租了两间房子，同时毛庆祥给我办了暂住证。如果有外地朋友来，也可以住在这里。当时放了两张床。我把东西从城南那里拿回来，一部分放在这里，另一部分放在王东海家里。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经常住在王东海家里。吴义龙家里原来的那些家具，大多放在了这里。
在这个以我的名义租的地方，我先后见到了严正学和姚振祥等朋友。那一天，严正学从北京回到浙江，在杭州跟朋友们见了见面。他高高的个子，不胖，留着一点胡子，头发挺长。严正学跟祝正明和我一起在这个房子里谈了很长时间。听他说起自己的儿子遭遇车祸而死的情景，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姚振祥和章华麟来杭州的一些情况，我以前曾有过介绍。
我在杭州期间住的地方大体上如此：第一次去杭州（1月15日至25日），住在吴义龙家。第二次去杭州（2月10日至20日），有时住在吴义龙家，有时住在王荣清家，后面两三天住在城南朱虞夫的房子里。第三次去杭州（3月28日至4月29日），前期有时住在城南，有时住在王荣清家，后期有时住在我租的房子，有时住在王东海家。当然，还曾偶尔在其他地方住过。
在4月中旬以后，我住在王东海家里的时间要多于住在其他地方的时间。这期间，我跟他们夫妇俩慢慢熟悉起来。甚至，我把我的大部分行李搬到了这里。
在用我的身份证租的房子里，除了我有时候住之外，高天佑、张玉祥都曾住过。张玉祥来杭州的情况，我以前曾有过介绍。
4月下旬，还有两件事情值得讲一下。一件是法轮功问题。那一天我在毛庆祥家里。毛庆祥经常在下午17点半用小收音机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这一天，他听完广播之后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以前对法轮功有所了解，就说这是一种气功健身运动，跟中功、香功类似。毛庆祥显然没弄明白一种气功健身运动为什么会政治化，因为外电说法轮功引起了中共高层的不满，似乎要进行镇压。
第二件，则是谢万军出逃俄罗斯。也是在毛庆祥家，他听收音机之后告诉我的。此时，我对谢万军的一些行为已经开始产生不同看法。对于他出逃一事，我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
也是在这个时候，王荣清、吴义龙跟我的关系渐渐拉远。而我自己，下一步何去何从，已经迷茫。在王东海家里住，只是临时性的，他也不能给我帮忙找份工作。实际上，他夫妇俩都没有工作。此时毛庆祥曾建议我回山东后去济南打工，同时注意车宏年状告公安局非法劳教一案，如果能帮点忙那当然太好了。但是，我觉得毛庆祥的这个建议不太可行。至于北京查建国邀请我去北京，出于安全的考虑，我没有答应。王东海、傅国涌曾说过看看能否去北京或西安打工的话。我觉得这倒可以。但是，还没等我作出离开杭州的具体安排，我被抓了。
4月27日，我得知吴义龙在广州被抓。我马上给广州一位朋友打电话，询问吴义龙被抓的情况。他显然也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他，吴义龙的夫人单称峰打算去广州一趟。杭州的朋友，去找过几次警方，询问吴义龙的情况。
4月29日早上，我打电话给胡江霞，约好次日一早在汽车站见面，然后我们一起去衢州看王有才。当时我想，看完王有才回来，我就离开杭州。
午饭后我和高天佑躺下睡了一觉。后来我醒了，高天佑仍在睡，我去了厕所。不一会儿我从厕所出来，看到院子里满是人，还有一些穿警服的，都冲着我们那屋子。高天佑在里面看见了我，但是没吭声。我一看二话没说，就问怎么回事，这里是我租的房子。一个穿警服的一听这话，就说你拿身份证来看看。我拿出身份证，他接过去看了看，问有没有暂住证。我拿出暂住证来。他又看了看，问有没有外出务工证。我一听愣了，不知道什么叫外出务工证。他说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了解了解情况吧。于是，我和高天佑就被带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我和高天佑先是被分开问，然后一起被带到了留置室。两天后的5月1日，毛庆祥、朱虞夫去派出所找到我俩。朱虞夫在那里陪我们聊天。毛庆祥回家拿来夫人做的饭给我们吃。严正学又回到了杭州，也来看我们。下午，临沂警方接到我，去了我租的房子那里，毛庆祥在那里等着。我收拾好东西，毛庆祥把我送上车。然后我们去了王东海家，因为我的大部分行李在王东海家里。但是不巧，没人在家。我在外面等了几分钟，警方有些着急，说留个纸条，放下五块钱，让他把东西寄到你家里去吧。我想了想，算了吧，反正是在朋友家里，以后再说吧。就这样，不一会儿，我离开了杭州，此后至今再没有去过。
在这里，我把一些朋友的情况列在后面。这些朋友，我在浙江期间，曾经见过面或去过他的家里。在我离开杭州以后，他们大都有过或长或短的牢狱之灾。
王有才是我第一个有联系的浙江朋友和“六四”学生领袖，尽管至今我俩没见面。两年前他赴美保外就医后，我父亲到济南探监时告诉了我。不久，跟我同监为囚的牟传珩专程让别的犯人把我叫到监室外面，告诉了我这个喜讯。王有才到美国后不久，胡江霞也赴美跟他团聚。去年我出狱没几天，王有才打来电话向我问候，胡江霞也跟我聊了一会儿。今年年初，胡江霞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跟王有才分别在两处地方读书。
祝正明是我第一个见面的浙江朋友。他是浙江江山人，1962年10月2日生于山东金乡，1978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1982年至1988年在江苏仪征化纤公司工作，1988年至1998年在杭州蓝孔雀化纤公司工作。“六四”后潜心研究民主理论，1998年自费印制《民主政治》一书。中国民主党早期的筹备工作，他和王有才、吴义龙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份《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就是祝正明起草的。1998年底王有才入狱后，祝正明成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主要负责人。1999年夏天他曾短暂被捕，后来去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再次被捕，2000年4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目前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我在杭州期间，祝正明对于组党基本保持低调。他的人际协调能力不错，跟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去年我出狱后一直没有打听到他家的联系方式。去年年底，浙江朋友为狱中民主党成员进行了一次募捐，我在募捐清单上看到了祝正明的母亲何素贞女士的联系方式，当晚就打电话过去。祝母显然很无奈，只能苦熬。
吴义龙是我接触最多的浙江朋友。他生于1967年5月1日，安徽枞阳人，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分配至池州师专任教四年，1995年到杭州学习，次年考入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中国民主党的筹备过程中，吴义龙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1998年底王有才入狱后，吴义龙担任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对外联络人，和祝正明等人一起主持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工作。1999年1月，吴义龙被浙江大学开除学籍。1999年11月他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剥权三年，目前在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去年我出狱后，曾问过小单吴义龙家里的情况，小单不是很清楚。我之所以很想打听一下祝正明和吴义龙的情况，是因为他俩的家都不在杭州。祝正明离婚了，探监的亲人只能靠父母。吴义龙跟小单没有办结婚手续（1998年底小单不满23周岁），探监的亲人只能靠安徽枞阳农村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是相比祝正明来说，吴义龙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少了一些宽容和妥协，容易跟别人产生矛盾（这一点跟我有些类似）。我入狱之前就曾听小单说过，吴义龙曾被长期单独监禁（禁闭）。不过好在去年魏京生基金会把第二届民主斗士奖授予了吴义龙，算是给了我莫大的宽慰。
毛庆祥1999年被判刑8年，目前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他生于1950年，是入狱的浙江民主党成员中年龄最大的。去年我出狱后打电话给他家，他的儿子毛小明（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当然他记不得我了，1999年的时候他还小）说他母亲在他外婆家，然后告诉了我他母亲的小灵通号码。毛庆祥夫人胡晓玲的父母跟他们家对门。我打过去，胡晓玲一听是我，高兴坏了。她说她在网上看到我的消息了，知道我这几年受苦了。我问毛庆祥情况怎样，她说毛庆祥还可以，前一段时间监狱曾经要给他减刑，需要家属签字说明毛庆祥认罪了。“当然不能签，怎么能认罪呢？不减刑就不减刑吧。”听胡晓玲这么说，我真佩服他们夫妇俩的骨气。胡晓玲还说，毛庆祥虽然跟祝正明在同一座监狱，但平时难得一见。
朱虞夫1999年被判刑7年，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预计半年后出狱。朱虞夫生于1953年2月13日，入狱前在房管局工作。我在杭州期间，他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秘书长。他的夫人姜杭莉是个江南美女，在一家医院工作，是浙江民主党主要成员的夫人中惟一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去年我出狱后，想打听一下朱虞夫的情况。因为家里的电话贵，外面的话吧便宜，所以我就利用去县城的机会给朱虞夫家里打过几次电话。但是，要么没人接，要么是朱利接的。直到过年时，我在家里把电话打过去，才和姜杭莉聊了一次。跟胡晓玲一样，她也很清楚地记得我。她说，根据判决书，朱虞夫在今年9月刑满。但是1999年时，朱虞夫是6月就被警方带走的，因此她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两三个月的时间不能算进刑期。朱利是朱虞夫的女儿，当时上小学，很调皮。我听是她接了电话，就问她是否上中学了，她说上高中了。我这才想到，已经时隔6年了，当年的调皮小女孩应该是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朱虞夫的儿子朱昂，1999年在父亲被捕十几天后参加高考，考上了浙江大学，现在应该早已工作好几年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考取浙江大学这所名校，除了他的确是成绩很好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全家都提前做好了朱虞夫随时被捕的心理准备。其实，有哪位异议人士及其亲人不是这样呢？
王荣清1999年跟毛庆祥、朱虞夫等人在杭州同时被抓，不久获释。后来，他又数次被抓。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年底，他和王东海、王富华等人发起了为狱中民主党成员募捐的活动，募捐清单公布后他即被抓，不到一个月后获释。
戚惠民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我跟他大概只是匆匆见过两次面，简单地谈了几句，因此彼此之间并不是很了解。2001年初，戚惠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一年劳教，在金华十里坪劳教所认识了范子良老先生，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去年春天我母亲遭遇车祸，他和范子良老先生给我家捐了款。我出狱后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接电话的一个女士说我打错了。后来我听范子良老先生说，我没打错，戚惠民夫人不愿意让他继续卷入民运，所以如此。后来戚惠民给我打来电话，说应该给我接风，并欢迎我去杭州玩。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暂时没有再去杭州的计划。
单称峰是萧山人，1976年生。她考入杭州的一所学校读书，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认识了三联读书会的主要成员吴义龙，很快两人开始了恋爱。他们俩决定结婚，吴义龙开好了结婚证明，小单却因年龄不够23岁没开成，从而没有拿到结婚证。我记得好像小单说过她跟鉴湖女侠秋瑾有着稍远的亲戚关系，而她自己也颇以此为自豪。2001年初，因为呼吁释放吴义龙等人，她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判处两年劳教。她被捕后，我曾打电话给她父亲，她父亲显然不希望她从事这些活动。去年我出狱后，得知她在杭州工作。
来金彪1964年生，基督徒，原是公交车司机。1998年参加组党，经常去西湖边上的湖滨公园演讲。他的口才的确很好，声音也很好听。1999年初，他曾被治安拘留过一次，出狱时受到浙江朋友的隆重迎接。我出狱后听说，他不仅一直坚持下来，而且还多次参与维权、民运活动，比如画水事件，他甚至因此而短期入狱。去年我出狱后给他家打过好几次电话，都是一个小女孩接的，说“爸爸不在家”。后来我跟来金彪用电子邮件联系，他才明白为什么好几次他回家后听女儿说“叔叔又来电话了”，但他搞不清是哪个“叔叔”。1999年时来金彪尚未结婚，他的女儿今年好像5岁，那么他可能是2000年前后结婚的吧。现在他每天白天都要外出工作，家里又没电脑，很辛苦。
谭凯，我在前面曾经谈过。去年11月他和戚惠民等人同时分别被政府部门叫走。戚惠民等人在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里被告知：尚未形成组织的“绿色观察”是“非法组织”，但是“非法”在何处并未讲清楚。当天戚惠民等人回家，惟独谭凯没有回家。后来证实，谭凯被以“非法窃取国家秘密”的罪名逮捕，目前情况不明。
范子良老先生的情况，我曾在《老而弥坚——记范子良老先生》（又名《老而弥坚的范子良先生》）一文中作过介绍。他曾被劳教两年，吃了不少苦。这里我补充一下，那就是去年我出狱后，第一个把消息发到媒体上去的，就是范老先生。当时，他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发出去。后来，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哈维尔说过：“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有很多人能够倒背如流这句名言。但是，我常常想，到底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范老先生已经真诚地做到了。
聂敏之老先生，2001年10月7日16时10分在杭州逝世，享年70岁。
高天佑原名高长礼，安徽蚌埠某县人。他当时50多岁，原来长期住在长沙，后来在收音机里听到杭州朋友的联系方式，就来到杭州，跟朋友们取得联系，参加了组党活动。我在杭州期间，在浙江组党运动中比较活跃的外省朋友，大概就是高天佑和我了。4月29日我跟他一起被抓时，他刚从外地回到杭州两天，车票还没扔呢。我回山东后听说他被押回安徽后很快就放了，他又回了杭州。后来听说他曾去过北京、东北等地，也曾在蚌埠和温州生活过。还有人说他曾被劳教过两年。去年年底，来金彪告诉我高天佑在去泰国旅游时申请政治避难，后来失踪。
严正学是台州椒江人，在北京和台州都有家。他是个画家，曾经当过圆明园画家村村长。但是，我一点看不出他像很多艺术家那样狂妄，倒是非常谦逊，谦逊得让人不相信他的那些经历。我出狱后听唐元隽说严正学曾在纽约卖过一段时间的画，不久回国，并长期陷入某些政府官员对他的种种迫害之中。严正学的“行为艺术”借用了法律手段，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不得不佩服其坚韧不拔的精神。他曾来信说：“我一直牵挂你的情况。你入囹圄的日子，关注你长期绝食，为你担忧，呼吁抗议当局的惨无人道的加害！当年在杭州我们最后的一面，是老毛带我去拘留所（应为派出所——王金波注）看你，谁知一别就6年。人生真快，中国民主、自由、法治和宪政，几乎仍在原地踏步，希望在于你们后生的再接再励！”其实作为一个比我父亲还大的长辈，他令我充满了敬意。
王东海后来跟我保持了较多的联系，以后我再讲。跟严正学一样，王东海也比我父亲大。他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和夫人对我的关照，使我永远难忘住在他家里的那段时光。
陈树庆前不久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但却被当局以种种借口剥夺了律师资格。但是，他仍在力所能及地给朋友们提供法律帮助，比如去年就曾帮王东海夫人程云惠打过官司。
李锡安，作为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一直以温和的方式从事着民主运动。
高烨炬，在我出狱后没几天就打来电话问候。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发自内心的关怀。
傅国涌现在是一名蜚声海内外的青年学者。
叶文相是老资格的异议人士，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曾跟他有一面之缘，但没有仔细交谈。
我见过面的杭州朋友中，至今仍然在坚持的，还有余铁龙、萧利彬、池建伟、杨建民、尉国平、苏晖彬等等。
上海的晚成先生，前面已经讲过。
上海的姚振祥，前面讲过。去年他刚刚出狱。这是他第几次入狱和出狱了，我搞不清楚。反正他给我的印象是，每次出狱顶多一年又进去了。很多人声称不怕坐牢，但坐过一次牢后就不想坐第二次了。我就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姚振祥为何一次又一次坐牢，仿佛他不会“吸取教训”似的。我想，在中国目前的极权体制下，可能他把监狱生活当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要部分——这是一种何等执着的精神！
上海的章华麟，1999年5月，曾经参加上海的“六四”十周年祭筹备活动，并因此被短暂拘捕。
江苏泗阳的张玉祥，现在南京工作。
天津的吕洪来，前面讲过。
北京的朱锐，后来我曾在北京见过一面。
此外，我在上海见到的李国涛，一直战斗在民主运动的第一线。前几天，刚刚传来他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治安拘留七天的消息。
周建和，早已去了美国。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2006年3月23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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