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时已经天黑。晚成先生给李国涛打电话或传呼，有没有打通我记不清了，反正后来晚成先生带着我和吴义龙去了周建和家，他自己在周建和家坐了一小会儿就走了。周建和住在19楼，我可是第一次上这么高的楼。周建和家非常干净，他的夫人用手拿着抹布跪在地上擦木地板。后来李国涛来了，我们四人聊了一会儿。晚上我跟吴义龙睡在一张床上，才发现他的右腿的确很细。想想他平时走路的速度并不比一般人慢，而且1998年曾经为了民主事业如神行太保一般跑遍大半个中国，真令人感动。次日中午周建和请我俩在下面一家饭店吃了一顿饭，100块钱左右，看起来还不如临沂30块钱的菜多，我对什么是大上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来周建和与吴义龙去了著名的姚氏兄弟家看望姚母。27日我坐上火车离开上海，28日回到临沂。
看来这十几天警方也没闲着。我回到临沂的第二天，即29日，就在宿舍胡同里遇见侯献合。侯献合身高一米八七，比我大四岁。不到一个月之后的2月22 日，侯献合带着我在杭州庆华饭店（浙江省公安厅招待所）住宿登记时，我看到他的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68年10月24日，也就是说，他比我大四年零一天。他老家是胶东，但好像是在临沂出生和长大的。他是沈阳的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毕业的。从1998年10月8日我在五里堡派出所被传唤以后，主要由他跟我打交道。兰山分局政保科从科长到科员都是女的，跟我打交道不方便。侯献合原来在市局政保科当内勤，跟我打交道时是“副科级科员”。但他后来时来运转，2000年在临沂市“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时，一跃而为临沂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党委委员。去年出狱后，我听说他当上了临沂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兰山分局局长。
侯献合一见面就问我到哪里去了，最近没见我。我说我去了杭州，准备过几天再去。他问干什么去，我说打工去。我要收拾一下东西，运回家，然后再走。他说你先别急着回家，过两天我找你有点事，因为马上过年了嘛，给你送点东西回家过年。我说送东西倒没必要，等两天是可以的。我打电话跟吴义龙说起这事，他开玩笑说收下也好啊，给他一个收据。
晚上22点，宿舍里的同事睡了，我收拾一下，拿着一个小包，去了不远处的火车站，坐上23：55日照去郑州的火车。跟我坐在一起的是临沂医专的两名学生，一男一女，都是东明人。而我也准备去东明，所以我跟他俩一路上聊着。中国的铁老大服务质量一向广受诟病，这趟车不要说空调，连热水都很少有。车内人不是很多，更加显得冷，我冻得哆哆嗦嗦。
已经进入东明县境内了，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有几个人下了车。我想可能到陆圈了，就匆匆忙忙下了车。那两个学生看来对坐车也不是很熟，说还没到呢，但仍然跟我一起下了车。走出站台才知道，刚才只是临时停车，陆圈是下一站。但没办法了，火车已经开了。好在公路很近，我们三人上了公路，边往西走边拦车。好不容易拦了一辆上去，很快到了陆圈，我下了车，那两个学生要到县城转车，跟我招手再见。
按照地址，我很快找到了杜学胜的家。他打开门，我吃了一惊，因为他的头上包满了纱布。我记不清他是因为什么这样了，好像是工伤，或者动了个小手术。杜学胜的夫人和上小学的女儿都很漂亮，说的话也是普通话。我太困了，躺在杜学胜女儿的床上稍微睡了一小会儿，醒来后杜学胜打了个传呼或者电话给李宗尚，不一会儿李宗尚来了。
李宗尚和杜学胜的名字我是从刘连军那儿听说的。李宗尚曾经参加了中国民主党河南筹委会的筹备工作，1998年秋天去刘连军家被警方拦下押回河南。我给李宗尚打过几次电话，但是接电话的人不让他接。于是，我跟杜学胜联系过几次。李宗尚和杜学胜是好朋友，“六四”后一直在寻找民运，后来曾经去北京见过任畹町。98组党期间，他俩也参加了。我奇怪他俩明明住在山东，为何参加河南组党呢？见了面才知道，他俩是中原油田职工，中原油田总部在河南，所以他俩都是河南户口。山东省菏泽地区东明县陆圈镇有中原油田的一些油井，他们这个采油队虽然在山东，但人却不归山东管。中国的名与实真是奇怪，我这个从未踏出国门的中国人被弄得莫名其妙。
李宗尚老家日照，离我家很近，所以跟我格外多了一层亲近感。由于他一直没结婚，跟父母住在一起，而被警方扣了一段时间之后，父母特别反感他搞这事，所以他父母一听是陌生人打电话找他就根本不让他接。杜学胜老家江苏，父母住在西安，是石油系统的，所以他也就在石油系统就业了。我在江西上的大学华东地质学院属于核工业系统，本系统来的学生说过一句顺口溜：“为了地质献青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后来我听说石油系统也有这句顺口溜。李宗尚、杜学胜两家都属于石油世家了。虽然他们的收入相对高一些，但环境确实很差，而且长年经受亲人分离的痛苦。
我们三人聊了聊。大家也基本上是就理念性的东西谈了谈，再一个就是个人的大致经历。李宗尚不仅去过刘连军家，而且还去过东平谢万军家，因为东明离东平很近。他讲了他是怎么到了谢万军家附近，但是谢家外面好像就有警察值班，所以他不得不放弃跟谢万军见面。从此李宗尚记住了我，去年我出狱后还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真让人感动。只是，他仍然没有结婚，令人遗憾。另外，他似乎并不了解谢万军出国后做了一些让山东朋友头疼和伤心的事情，问我谢万军如何。我告诉他，山东朋友早就跟谢万军没有来往了。杜学胜则有些变化，我入狱前给他打过两次电话，都是他夫人接的，态度非常不友好，我也就不再给他打电话了。
尽管他俩一再挽留我，我还是打算立即返回临沂。下午我坐上汽车往回赶。汽车到了荷泽，已经没有去临沂的车了，就先去兖州再说吧。到兖州时天早已黑了，我在车站外下车，打算尽早拦去临沂的车。旁边过来一个女的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临沂，她说去临沂的车没有了，住宿吧。她指了指旁边的车站旅馆。我问你们旅馆是属于车站的吗？她说是。以前虽然我多次在兖州转车，但转的都是火车，并不清楚汽车的情况。没有车了，我就只好跟她上了车站旅馆。住宿发票上写得很清楚，果然是车站的旅馆。当我办完手续躺在床上以后，还没睡着呢，就听见窗外有人喊，那是发车之前车主在招徕乘客。我听见好像有人喊“临沂”，就起床站在窗边看了看，越听越像，就下楼问了问，果然是去临沂的！而且，兖州到临沂的车每小时一班，彻夜不停！我一下子火了，回去收拾好东西，要求退房退钱，但服务员就是不同意。车快开了，我不得不离开旅馆上了车。虽然花的钱不多，大概30块钱，但花得冤枉，我咽不下这口气。回临沂后，我按照《齐鲁晚报》上的电话号码，给“齐鲁热线”打了个电话，希望报道一下。但接电话的人说那不能怨人家，谁让你不去问问到底有没有车呢？我气坏了，从此不再相信所谓“热线”之类的东西。
车到临沂兰田车站时天还不亮。我坐了一辆三轮车回到临沂制药厂，先在大街上吃了点饭，然后回了宿舍。同事还在睡觉，我也躺下休息。中午跟同事聊天时，我发现他们都不知道我昨天出了趟远门。
侯献合来了。他说要给我送点东西，我说不要。他说也没什么东西，就是十斤牛肉（好像是这样，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几瓶酒。我说不要。他说你必须要，要不然你回家怎么向父母交待？马上过年了，你应该向父母表示一下意思。你单位不行，发不上工资，我就帮你表示一下吧。我说那不行，我自己该怎样就怎样，用不着别人帮忙。他还是说要给我，并让我等着，一会儿他来送。
宿舍里没有什么东西了。除了床上的席子，顶多还有一床破被子之类，同事们也没有谁还在这里放一些稍微值钱的东西。全厂的单身宿舍都是这样，大家对全面停产之后的临沂制药厂不再抱有幻想。我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多少东西了。但是，我仍然找了两个蛇皮袋，就是装面粉、化肥的那种，把被子装进去，还有一些书，装得满满的。1995年8月10日我来临沂制药厂报到那一天起，就没打算完全融入这个地方。事实上，在临沂的这三年半，留给我记忆的基本上是太多的苦涩。所以，至今我对临沂没有太好的印象。我的确是想离开这里。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准备去杭州，那可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城市。所以，我是充满着希望收拾东西的，尽管回家后母亲忍不住说了一句：“那里没东西了？这弄了十几年，又回来了？”是的，我从1983年到县城上小学起，已经15年半了，全家都想着让我离开农村。好不容易去了一个最近的城市——临沂，虽然很落后，但毕竟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啊。可是，现在那里没有一个我可以安心容身的地方了，我又跟15年半之前一样，只有父母这里才是唯一的可以安心的家了。
虽然我对临沂没有多少留恋之处，但我毕竟结交了几个很好的同事。我刚被抓进看守所时，父亲去由临沂制药厂改成的山东大陆药业公司给我办手续，昔日的几个同事虽然知道我被抓的情况，但还是很热情地帮我父亲，甚至听说我父亲去了之后，有的主动找我父亲帮忙，甚至留下自己的电话让我父亲随时跟他联系。这真正体现了人心。他们虽然对我参加民运这件事本身不感兴趣，但是都知道我干的事不是坏事，我也从来就不是个坏人。甚至后来我入狱一两年了，还有同事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其中一个还到我家里来过。
一个同事帮我把东西拿到离宿舍20米远的路边。这儿是临沂到莒南的班车的必经之地。我在路边用公用电话给侯献合打了个电话，说我准备回家了，你就不要见我了吧。他说你等一下，我马上赶过去。我说你不要来了，我在路边，马上就上车。说完我扣上电话。果然很快来了一辆去莒南的车。同事帮我把东西拿到车上，我跟他挥手告别。车走到永昌门东边停了下来，因为上车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在这里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拉到新的乘客。这时我的传呼响了，是侯献合打来的。我看到旁边就有一个IC卡电话，就让司机先别开，我打个电话。司机本来就没打算马上走，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把电话打过去，侯献合问我在哪里，我说在车上。他知道我没有手机，追问了一句：“在车上？”我说我已经坐上车了，车现在临时停了一下，我才下来给你回电话，否则就没机会给你回电话了。他问在哪里，我说你别管在哪里，反正我要回家了。他说你等一下，告诉我在哪里，我把东西送过去。我说算了吧，我不要。他说我马上就过去了，你稍微一等……我没等他说完，说了一句“算了吧”扣上电话，话筒扣上之前传来侯献合“喂喂，告诉我在哪里”的焦急的声音。
我上车后不一会儿车就开了。回到家里，又等了几天，2月9日，也即腊月二十四，我坐上去济南的火车，在兖州下车，转车去杭州。
2006年3月15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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