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组织了一次给于子三扫墓的活动。这次活动，我在《墙外追思──回忆祝正明等杭州、上海几位入狱朋友》一文中曾有较详细的介绍。
看到无人因扫墓活动被抓（除平时基本不参与活动的来杭州做生意的外地人苏晖彬被扣一夜之外），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增强了信心，计划派人到下面各地区转一圈了解了解情况，看看“六四”之后能否公开成立一些地区一级和县一级的筹委会。毛庆祥、高天佑、我，好像还有一个人，我记不清谁了，大概是吴义龙吧，一共四个人，分别去了不同的地方。我被安排去很近的湖州和桐乡。毛庆祥告诉我，湖州菱湖镇有一个老人范子良，是个很不错的热心人。桐乡高烨炬虽然跟现在这些朋友不熟，但是跟王有才很熟。于是，大概是4月7日或8日吧，我到杭州汽车北站，也就是离祝正明家特别近的那个汽车站，坐上了开往菱湖的汽车。
到了菱湖以后，出了汽车站就有三轮车围上来，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周家弄。司机说三块钱。我就坐上了。谁知走了一条街就到了，我才知道三块钱实在不划算。但是，因为朋友们的电话通常都被监控，我去外地找朋友时很少先打电话联系好，所以才吃了这样的亏。
按照地址我找到那个门。敲门后，出来一个高高的清痩老人，这就是范子良老先生。我说我是从杭州来的，老先生还以为我是毛庆祥呢。进门以后，我俩互相做了介绍。其实，老先生和毛庆祥仅仅是通过别的朋友（好像是上海的朋友）介绍之后通了几封信，彼此并不是很了解。
老先生原在上海铁路局当工人，退休后回到老家菱湖。我听他说了他手工收听、录制、整理海外媒体有关广播内容并广为寄发的情况时，大为感动。虽然这是最笨的法子，但我再也没有听说还有其他人也能坚持数年如此。这虽非壮志，却是一种恒心，一种一般人做不到的恒心。他家里住着祖孙四代，上有岳母，下有儿子、孙女，生活可谓艰难。好在两个女儿孝顺，经常来看看。老伴虽然年纪大了，却也不得不外出打工，因为要还买房子借的债。我住了一夜，次日老先生把我送到车上，还给我买了车票。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忘年交，直至今日。
然后我坐车去了桐乡。我打听了好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交通局。我找到那个办公室，高烨炬正跟他的同事忙着。高烨炬下班后带着我回了他的家，那儿楼下有个小小的菜市场，他说那儿卖菜的有山东人。来这里卖菜的山东人以临沂苍山人居多。我问了一下，果然是苍山的。
高烨炬是绍兴人，毕业于济南高等交通专科学校，这个学校后来升格为山东交通学院。毕业后来到桐乡，在交通局干财务工作。他只比我大一岁，刚结婚没多久，没有孩子。夫人是桐乡本地人，在楼下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房卖日用品谋生。
他跟我谈起来他是如何认识王有才的。原来有一次他在杭州一家书店，看到王有才和胡江霞在看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对王有才说这本书不错。于是，他们成了朋友。平时他跟王有才联系不是很多。去年王有才入狱前他曾去过杭州一次，到现在快半年没去了。他还给胡江霞打了一个电话，知道胡江霞见过我。他说他电脑坏了，正准备去杭州修呢，所以计划周末跟我一起去杭州。
次日我是否跟他去了交通局，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没走。高烨炬在家里用电脑上网。晚上，我睡在放电脑的屋里。虽然电脑主机已经拆开了，但是还能用，他就让我看了看《小参考》。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正式上海外网站看《小参考》。此前我曾经在www.usa.net上申请了一个信箱，他就帮我订了一份《小参考》。那个时候，大概《小参考》是国内朋友了解信息的最广泛、最方便的渠道了。而www.usa.net信箱，则是当时很多朋友普遍使用的，尽管它是全英文的。去年我出狱后，发现2000年恢复原名《大参考》的原《小参考》对我入狱后的消息作了及时而充分的报道，只是可惜在6月份停刊了。而www.usa.net上的信箱则已不能用，大家早已换了别的信箱。
第二天晚上我继续看《小参考》。后来我想，也写一篇纪念“六四”的文章吧。于是，我把一直在考虑着的一些东西记下来，起草了《我与“六四”——纪念“六四”十周年》。大约4点多我才躺下，一两个小时后起来。高烨炬把我刚写的文章存进一个软盘，又用打印机打了几份。吃完饭后，我俩抱着电脑主机，坐车去了杭州。
在杭州下车后，高烨炬带着我去了一家电脑商店。那个地方的人他认识，所以放下主机我们就走了，转过一条街就到了胡江霞家里。
高烨炬好几个月没来了，这次来了，胡江霞很高兴。我们三人是同龄人。高烨炬最大，比我和胡江霞大一岁。胡江霞跟我同岁，比我大两个多月。我们三人的经历也有一些类似之处。后来我们谈起王有才申请筹组中国民主党前后的一些事情。胡江霞说，王有才更注重“自由”的价值，所以本来想给这个党取名叫中国自由党（本处凭我记忆。但王有才看了本稿之后对我说，应为“中国自由正义党”。──王金波注）。但考虑到“自由”一词可能不如“民主”一词更容易让一般的人们接受，这才取了现在这个名字。胡江霞和高烨炬还说，与民主相对的是独裁不是专制，跟专制相对应的是自由。在高烨炬家里的时候，我就听他说过真理的相对性的观点。跟他们在一起探讨这些理论问题，真使我获益非浅，后来我一直向往着这种柏拉图对话录式的探讨。
王有才的一个舅舅来杭州办事，带着女儿来坐了一会儿。中午做饭时，我看到了一件很新鲜的事：胡江霞拿着一本菜谱，一边看菜谱一边炒菜。原来她不会炒菜。我还是头一次见人这么炒菜呢。
晚上，我跟高烨炬一起去了王东海家。没想到，在那里碰到了傅国涌。傅国涌当时刚刚结束劳教回到浙江，平时被夫人强制在家看孩子，每次出门都被夫人限制时间。他很健谈。见到我们两个年轻人来了，他很高兴。由于他对79民主墙运动以来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熟悉程度令我惊讶，所以我和高烨炬非常乐意听他谈古论今、分析时局。就这样，在那个小小的客厅里，我们三人席地而坐，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傅国涌当然一直没睡，但是我和高烨炬分别小睡了两次。我太困了，头一天为了写那篇《我与“六四”——纪念“六四”十周年》，只睡了一两个小时。否则，我是可以一夜不睡的。
傅国涌看了我写的《我与“六四”——纪念“六四”十周年》，建议我改一下标题。后来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改为《“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而跟傅国涌的这次交流，使我受益最大的一点是：学会自我定位，即给自己一个清醒、准确的定位。从此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不再把当政治家作为我的追求目标。其实，在此之前，我就曾经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搞政治。但是，在杭州民主党那些朋友的影响下，我把当政治家当成了我的追求目标之一，甚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我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更加清醒的自我定位——在民运界，我仅仅是个学生；将来的发展方向，应该主要侧重文字工作。我那颗漂浮着的心，终于安稳下来，落在了地面上。这次跟傅国涌的交流，给我的另一大收获，是对民运历史的了解及对时局的分析。
天亮以后，高烨炬和傅国涌先后走了。我也离开这里，去了那几个朋友那里。王东海家离毛庆祥家并不算远，步行大概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那几个外出的朋友也先后回来了。我向大家讲了我的行程。显然，我的思想上的一些变化，大家能够看得出来。也就是说，我这次浙北之行，不仅没有找到不久以后宣布成立地区或县一级筹委会的可能性，反而对组党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了。
在此前后，我发现吴义龙在一些思路上跟我的差距越来越大。比如，他仍然坚持建立一个具可操作性的反对党是可行的，当局不敢大规模镇压民主党，“六四”过后应该局势宽松。当时，外地有不少省份成立了党部。但是，浙江的朋友们还比较理性，一直没有宣布成立党部。如果浙江也成立党部的话，我可能早就离开这里了。因为，当时我坚持本着这三条原则进行组党活动：一、尽量避免与海外的公开接触；二、不急于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三、不急于成立实质性的组织。当时，我从不涉指跟海外的联系，情况我不清楚。全国筹委会倒是成立了，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活动。然而，全国纷纷成立党部的情况，终于使浙江民主党受到了影响。
这一天，在王荣清家里，王荣清、吴义龙、毛庆祥和我四个人在场。王荣清提出，下一步是否也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党部。他话音刚落，毛庆祥立即接过话头，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然后，我也表示赞同毛庆祥的观点，目前浙江成立党部的条件并不成熟。毛庆祥和我分别说完之后，王荣清不再坚持成立党部。而整个过程中，吴义龙基本上没有表态。
几年之后，我出了监狱，看到欧阳懿的《四川民主党筹组侧记及评述》中描述的一个场景，跟我当时的亲身经历何其相似！
当时，浙江民主党几名主要成员中，祝正明最低调和谨慎，甚至在开玩笑时提出“退居二线”。朱虞夫跟祝正明的观点接近，有一次建议我回山东后多看看书、写写稿（就是通过他，我听说了洪哲胜先生和《民主论坛》），而不是专心组党。毛庆祥的很多看法介于祝正明、朱虞夫和吴义龙、王荣清之间。在成立党部这个问题上，连毛庆祥都明确表态不同意，祝正明、朱虞夫就更不用说了。其实，当时大家早已形成共识，根本没考虑过成立党部，所以，突然提出成立党部，的确让人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也许，当时吴义龙已经做好了被捕的准备。后来他去广东，大概是4月26日，被广东警方拘捕。次日小单到我租的房子找手机发票，我才知道吴义龙被抓的消息。
2006年3月22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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