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我从莒南回到临沂，24日晚上就被软禁了。
这天晚上18点半左右，我在宿舍，来了一个30多岁的人，问到我的名字，客客气气地自我介绍说是五里堡派出所的，叫王昌生，来看看我。我问他有事吗，他说没事，问我吃过饭没有，我说吃了，他说再出去吃点吧，我说算了吧，他说去吧，于是我跟着他到了路东一家小饭店，他要了两盘水饺，我也跟着吃了几个。吃完回宿舍，我跟同事们打牌，他在旁边看着。打完牌以后他仍没有走的意思，问我这儿有没有空床。我们宿舍8个人平时一般也就住三五个人，空床当然有，于是他就住下了。其间我到西面去上厕所，他根本不管。我明白了，这是来看我的。但看来并不严重，因为并没有看得死死的。
次日早上王昌生带我吃完早饭，说等一会儿去派出所玩玩。不一会儿庞廷斯（就是《1998年10月8日传唤经过》中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开车把我带到派出所的警察）开着警用偏斗三轮车把我俩接到派出所。而我没有意识到，对我的第一次软禁已经从昨天晚上开始了。
在派出所，他们并没怎么着我，只是让我在那里玩。所长王明启甚至明确跟我说，只要不出派出所，整个派出所除了档案室不能进以外，我可以随便在哪个办公室里玩。于是，我多数情况下是跟那些年轻的联防队员在一起，看他们值班，有时候偷偷打牌。五里堡派出所所辖区域分为3个警区，各警区都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临沂制药厂属于二警区，有时候我就在二警区办公室跟警察闲聊。当然，另外两个警区以及户籍室有时候我也去玩。如果我想出去逛逛，他们并不阻拦，但是要让他们跟我一起。晚上，则由王昌生、庞廷斯带着我回临沂制药厂宿舍。
派出所设有正、副所长和正、副指导员各一人。
所长王明启约50岁，临沂人。第二年5月他好像调到了兰山路派出所。
副所长尹振竹是沂南人，三十几岁，看起来年龄要大一些，女儿当时好像上小学。第二年据说调到了城北南坊干刑警去了。
指导员赵丽不到40岁，女儿上中学。后来我才听说，她当时已经离婚了。第二年她调到北面不远的车站派出所当了所长。
副指导员这个职务，派出所里极少设置。这里的副指导员马仑是莒县人，三十五六岁。她的哥哥马昆当时在莒南当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排名仅次于县委书记和县长。弟弟马山在临沂市公安局罗庄分局。而她的丈夫孙钦刚，当时则是平邑县公安局局长。在去平邑之前，孙钦刚是市局政保科副科长。马仑曾对我说过，要是孙钦刚还在政保干，他肯定狠狠说我一顿不可。孙钦刚是莒南人，所以马仑跟我以“老乡”互称，我则说她是“莒南的媳妇”。她的女儿晓晓当时10岁，很爱吃花椒。马仑第二年调到银雀山派出所当了指导员。去年我出狱后听说，孙钦刚调到郯城当了县委常委兼公安局长。
这几个所长、指导员轮流带班，一人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谁带班谁就跟我一起在二楼的某个办公室里吃。当然，有时候他们有其他应酬，就不在这里吃了。饭是在派出所西侧一个饭店订的，到了时间就由饭店的服务员送来了。一般是四五个菜，足够几个人吃的，质量比我自己吃的好多了。不过我印象中好像王明启几乎没跟我一起吃过，因为他家就在派出所后面的家属院里，而其他几个所长、指导员的家都在别处。早饭一般是王昌生、庞廷斯，偶尔也由别人带着我，到派出所附近一个早餐点吃，油条、包子、糁（音同“萨”，临沂的一种特色名吃，是种汤）、粥之类。晚上，王昌生、庞廷斯一般带着我找个饭店吃。
晚上回宿舍后，王昌生、庞廷斯二人就基本不管我了。我有时候跟同事打牌，有时候我自己到别的宿舍找同事聊天，或者到大街上找个磁卡电话打电话，都很自由。有一天晚上王昌生带着我到他老婆承包的饭店（临沂市物资局招待所）喝酒，因为要跟客人应酬，他让老婆陪着我在大厅里吃饭。他老婆并不清楚我的情况，一会儿也走了，我就自己跑到大街上给秦永敏打电话。那一次恰逢中国人权观察准备公布正式成员名单，秦永敏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当时我对这类事情很热衷，就答应了。于是秦永敏给我念了一遍章程，中间我还就几条不明白的条款提出问题，秦永敏给我作了解释。这样，不知不觉四五十分钟过去了，我突然接到一个传呼，一看，是王昌生打来的，问我在哪里，我就赶快回去了。原来他不见我之后，打的去我宿舍找没找到，回饭店仍未见我，就急了。但通过这件事他从此也明白了，就像我自己说的，让我跑我也不会跑。此前还有一次，晚上回了我宿舍后，他悄悄跟我说他今晚有点别的事，让我自己睡，他明早再来。我答应了，果然次日我还没起床他就来了。庞廷斯也曾这么干过一次。晚上吃饭，一般他们是找个饭店，顺便请自己的私人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吃。
我被软禁的次日晚上，就从收音机里听到东平当局迫害谢万军的消息。于是，26日我写了一个声明交给警方【附件十】。我还曾用IC卡电话给徐文立打过电话（那个姓李的警察就站在身边）。我被软禁之前，徐文立曾说他准备去东平声援，但要我千万不要动。现在我被软禁了，就提出为抗议当局对谢万军的迫害而准备绝食的想法。徐文立反问我绝食的目的、方式等等方面准备好了吗？我哑口无言。徐文立说，绝食不是很随便的，应该作好准备才行。后来，这事不了了之。
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我被软禁期间，牟国华竟然跟我在派出所里见了一面。
大概是10月底的一天，我正在派出所三楼联防队员的集体宿舍里躺着看书，突然接到牟国华的传呼，说他到了临沂，想见见我。我急了，怎么办呀？我记不清那天安排哪个警察看我了，反正那个警察临时有事，托另一个人看我——我记得应该是做饭的联防队员老孙（他的名字头两个字是“孙景”，第三个字我记不清了，好像是个“田”字。因为原来临沂市公安局局长叫孙景瑞，所以我曾跟他开玩笑说他是孙景瑞的弟弟。老孙的工作单位是药材站，是被派出所借调来当联防队员的，管做饭和打扫卫生等杂务。因为当时警方对我态度的确不错，而临沂制药厂跟药材站又是一个系统的，所以老孙一直对我很客气。去年12月1日我去这里照相办身份证，他老远就认出我来了，跟我握了握手，问我这几年干什么去了，我说在老家呢，没干啥。）。这一天巧合的是，老孙的一只脚崴了。因为日照话跟莒南东部口音很相似，所以我灵机一动，对老孙说老家一个同学多年没见面了，现在到了临沂想跟我见见面，可我现在在你们这里，不好意思跟他见面呀。老孙也说是呀，你这种情况跟他不好说。但我应该回个电话，让他不要来了，所以我跟老孙一起下楼。派出所门口就有一个IC卡电话，我把电话打过去，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派出所里”。我想，他应该能明白什么意思，也就不来了。可谁知他坚持说要来见见我。老孙就在身边听着，我又不能说我被软禁了。考虑到我被软禁以来警方对我一直很宽松，态度也不错，最后我答应了。于是我跟老孙在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一辆三轮车停下来，出来一个戴着眼睛，年龄、身高都跟我差不多的人。我马上迎过去握手：“牟国华吧？老同学，多年没见面了。”然后我俩快步向院里走去，我抓紧机会小声说我被软禁着呢。我俩一起上了三楼，我抓紧告诉他，我现在没有自由，不能接待他，让他自己去我宿舍找我的某个同事，有什么事情跟他讲。他说他刚从北京回来，见了几个朋友，现在准备回日照。说了两三分钟，老孙一瘸一拐地上来了。老孙好像是替我圆场，说王金波单位现在不太好，在这里帮帮忙，离不开。于是很快牟国华起身走了，说去找找“老万”——谢万军的意思，当然仅是借口（事后我说过他，当时不应说老万。这次如果不是值班警察有事，换了这个对我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而且也不了解的老孙，就有可能引起警方的警觉）。
事后我了解到，牟国华刚刚去了北京一趟，见过任畹町、徐文立、江棋生、彭明等几位著名异议人士，而且在中发联租的楼房住了一夜。当时中发联工作条件非常简朴，几个人一起打地铺。但是，牟国华不小心丢了钱，好像是50块钱，而他本来计划用这些钱作为回家的路费的。他用剩下的钱买了张到济南的火车票，在济南下车后没办法了。正巧遇到一个日照老乡，给了他一点钱，他买了张到临沂的票。他本来计划到临沂后跟我见见面，然后跟我借点钱回家。他在电话里听说我在派出所，还以为我在派出所上班呢。我跟他说，如果我在派出所里上班，我干这些事情，还能保住工作吗？他解释说当时他急着借钱，所以没考虑那么多。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不开口说借钱的事，他说当时他看到我的那种情况就没好意思开口。他离开派出所后去了我的宿舍，找到我的同事后给我留了一张纸条，还留下一本中发联办的刊物《参照》。然后他去找了另一个朋友。原来几年之前他在临沂打过几个月的工，还保留着一个朋友的地址。他在朋友那里住了一夜，借了点钱回家了。
这次经历，至今我想起来就心有余悸。但是，正如我和他先后去潍坊见刘连军一样，在当时那个“政治小阳春”期间，总算是有惊无险的。但是我想，除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应该这么干。
这期间，一个高高的警察来找过我几次，问我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这个人叫侯献合，后来他跟我打交道最多。此外，警方基本上没有怎么着我。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十几天。当然，后来几天我产生了一些急躁的心理，盼着早点结束这种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的日子。而负责晚上陪我回我宿舍睡觉的王昌生、庞廷斯两人，也有些不耐烦了，问我什么时候结束。我上哪儿知道呀？好不容易到了11月6日早上8点，我终于被告知没事了。
【附件十】我的一点声明
鉴于东平县谢万军、于显杰夫妇均被开除公职，电话被掐，并一度被掐断电源，且夫妇被24小时监控，又被东平县有关部门勒令于10月底之前搬出住房，一家三口生活极端困难，生存权等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我特通过临沂市公安局向国家、省、泰安市和东平县的有关部门发表如下声明：
我呼吁有关当局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停止对谢万军一家的迫害，恢复其生存权等基本权利。并且，我将一直注意事态的发展，直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王金波
26-10-98
2006年3月9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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